一定的政治制度为枝叶，而政治制度所赖以存立的社会则为本根。若历史自然进行，则政治制度的变革会在社会变动比较充分的条件下展开。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很不充分，资产者与近代产业工人尚未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教育近代化刚刚初步推展，社会的人才准备与思想准备均不充足的条件下，由接受西方模式的近代精英，在强烈的危亡感的催促下，为着救亡图存的现实目的而推行的，存在较为明显的政治改造与社会基础脱节的问题。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运动兴起，效法西方，进行政治改造，以挽救民族危亡，推动国家现代化就成为最具影响的思想潮流。可以说自那以后，尤其是自庚子事变后，优先进行政治改造，以新式的政治体制来推动国家社会的现代化，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就成了一段时间内中国思想的最核心的议题，政治改造思想也就成为此时期思想最核心的内容。
戊戌时期，康有为欲借用君权直接推动变法，而梁启超与严复的变法设计，重在开民智、开官智，似略有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路径的分野，但都颇重视由政治权力推动变法。庚子后，革命思潮兴起，革命派主张直接进行政治革命，他们把革命看作“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以及“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必由之路。①将革命看作历史前进的发动机：“革命之于社会，犹轮叶之于汽舟……无革命则社会无进步。”②不少革命党对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抱极大的热情，但较少深入思考革命之后的建设问题。革命领袖孙中山高出同辈革命党人的地方在于，他对此有系统的思考，提出了革命程序论。他主张先革命，然后在新政权的主导下，开展社会改造，尤其是开展地方自治，训练民众，以建立共和民主政治，试图结合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庚子后，梁启超曾一度偏重于“新民”，欲通过新民构建新制度的基础，可以说是社会改造为先的思路。随着革命思潮的发展，以杨度为代表的部分立宪派人士为对抗革命势力的发展，推动立宪之进行，乃提出请开国会。杨度之主张请开国会，其基本考虑有二：其一，欲与革命党争夺思想市场，争夺国家变革路向的主导权，必须提出与“排满革命”一样简单明了的奋斗口号，使之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使“头脑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只有这样，才能壮大立宪派的势力，才能与革命党抗衡。其二，只有请开国会，才能为预备立宪提出明确的核心任务，否则预备立宪范围广漠，政府可以种种无关紧要的事项之预备为拖延立宪之借口。只有开国会，才能建立责任政府，才能推动立宪的种种预备工作有效地开展起来。③这种看法很快为多数立宪派接受，国会请愿运动迅速兴起，成为影响清末政局的重要因素。预备立宪也是政治改造优先论指导下的变革活动。对于预备立宪，清政府、立宪派以及立宪派内部，有缓进与急进之别。缓进派主张先完成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法律改革、教育普及等预备工作，然后开国会、颁宪法、行宪政，而急进派则主张必先开国会，种种预备工作才能真正开展。随着形势的发展，急进派越来越有市场。于是，政治改造猛进，社会改造则甚为迟滞。
在先进行政治改造，再进行社会改造这一点上，立宪派与革命派的主张颇为接近。这是清末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的思想原因，也是辛亥革命之后，欲以强大的政治权力推动国家建设的强有力政府论蔚然成为思潮的重要原因。从甲午战败到第一届国会解散，中国思想界对于政治改造颇为迷信，人们“每谓政治具有万能，凡百施为，舍此无可假手”④，几以政治为唯一之奋斗途径。然而，举国精英专注于政治改造几二十年，所得之结果，去理想甚远，于是思想界乃有人对政治改造优先论提出质疑，遂引发民初思想界关于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争论。此一争论，颇能表现民初思想界在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之间的困境，也颇能显现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思想理路。
一 政治改造优先论产生的原因
政治改造优先论在清末民初的出现，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层面看，主要是两个因素催生了政治改造优先论。其一，近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在紧迫的民族危机的压力下，国人普遍希望尽快改变国家贫弱的现状，实现国家富强。其二，近代中国属于后发的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原发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更多地具有自然发展的性质，政治变革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推展的；各国虽有竞争，但国际环境比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要宽松。近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其资本主义发展与政治的近代改造，都是在外在模式的诱导下开展的，并且受到严峻外在形势的约束，受到国际资本的强大压力。德国、日本所采取的国家主导现代化的路径及其一度取得的成效，对于不少后发的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具有示范作用。近代中国也选择了国家主导现代化的模式。在此种模式下，优先改造政治，是颇为自然的选择。在主观层面，政治改造优先论与当时思想界的几个认识紧密相关。
第一，甲午以后，新思想界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中国贫弱之根本原因在政治制度。洋务运动时期，敏锐之士即发现，西方富强有本有末，船坚炮利、制造工艺为末，而政教为本。到戊戌时期，这几乎是维新派的共识，设议院就成为维新派最主要的政治诉求。维新运动失败后，政治改造的欲求更不可遏止，有识之士坚定地认为，中国贫弱，而列强富强，根本原因是中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而列强实行立宪制度。列强行立宪之制，国民可以参政，享受权利，可以建立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能将国民打成一团，以整个的国家与我竞争。而中国行君主专制，君主孤立于上，国民无参政渠道，没有权利，只有义务，不能认同国家，只能以君主及少数官僚与别人之整个国家竞争。梁启超即说，中国之所以在与列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为列强竞争之客体，而不能为竞争之主体，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行立宪制度，已经构建了“完全之国家”，而中国行君主专制制度，尚未能构建起“完全之国家”。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改革政治，建构完全之国家，为对外竞争之第一要着。⑤这颇能代表当时不少追求政治革新人士的看法。
第二，主张政治改造优先论的人们，相信政治对于国家治乱、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梁启超即说，“政治也者……实一切人民之共同生命也……政治为一切生命之总源泉，而良与不良之间，即吾侪生死所由系也。”政治之良窳不仅直接关系农工商业之发展、社会秩序之维持，乃至疾病之防控等等，而且也与国家自身之发展有莫大之关系。中国进行政治改造具有极端的急迫性，“苟良政治不发生，则不二十年，全国且为灰烬”。⑥重视政治的理念，也与中国的思想传统颇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各家各派，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几乎一致认为君主在国家治乱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所有的思想家都希望君主成为圣明之主”。⑦古代中国长期行君主专制，且专制统治技术日趋严密，在此种制度下，国家治乱与君主个人确有密切的关系，君主良则政府良，政府良则社会良。因此，传统政治思想往往以君主为“政本”，以君主之昏淫为国家治乱最大之忧，以格君心之非，而引之当道，为致治之要务。⑧多数士大夫以为圣主当阳，则天下可治，致君尧舜为谋治之用力方向。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其背后的思想逻辑就是政治权力决定国家治乱。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傅斯年曾批评中国思想过于重视政治的倾向：“我说句鲁莽的话(的)，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⑨近代以来，致君尧舜的谋治路径，转化为改造国家权力以救亡图存的政治改造优先论，人们急切希望通过革新政治权力来推动社会发展、实业发展、教育发展。受此观念的驱动，甲午以后，政治革新成为时代大潮，民国建立以后，思想界又出现了“强有力政府论”、“父母政府论”的潮流，善良的人们希望赋予新政府足够的权力，使之能行“干涉政策”、“保育主义”，迅速恢复秩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汪馥炎描述民初思想，说：“国基初奠，世风凉薄，民德未纯，议论以意气争持，行事则阴私讦诟，朝野倾轧，不可终日，于是国中号称忧时之士，知放任之不能为治，遂日以强善政府与保育政策相标榜，以为政府达于强善，政策取其保育，始能策驭民治，而起社会之沉疴也。”⑩与强有力政府论相适应，中央集权论在民国初年亦甚嚣尘上。辛亥革命后，各省独立，群龙无首，地方中央不相维系，一时险象环生，在清末还颇为思想界诟病的中央集权论就迅速成为潮流，“一时风声所树，万窍咸鸣，非特进步、民主、共和诸党同倡中央集权主义，即素以民党自命之革命党，其大多数，亦莫不晓然于为国乃为民之意，而欣然和之”。(11)
第三，中国思想界不少人认为西方富强，科技固然重要，但政治更为重要；相对于西方科技，西方政治更容易学。政治革新以社会发展为基础，社会发展则与科技发展及其在生产领域之运用为基础。就政治的近代变革而言，近代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新势力的形成是其社会条件。在被迫卷入西方列强主导的近代世界以后，中国人首先发觉的是器物的不足，乃有以学习西方科技为核心内容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展而成效不著，于是有人提出，西方之强，科技为末，政教为本。在政教与科技之间，有人提出，西方科技难学而见效迟，政治、教化之类易学而见效速。早在光绪十九年，邵作舟在分析当时的西学书籍翻译问题时说，当时所译西学书籍，“大抵水、火、化学、算数、机器工艺之书为多”。这些学问，“其数繁，其物赜，一器之成，所以成器之器数百，苟从事于此，则必身至乎其地，而良工师为之亲自相授受，口讲手画；又有徒辈相与肄习讨论以善观摩，遍考他制以明其同异，优游乎岁月以要其成功，然后浅深工拙之故有以喻于心而应乎其手。……若夫政教义理之学不然，不必与为其事，而在互明其理。其理可得而明也，则其事可得而为也。……诚大译诸国史乘、地志、氏族、职官、礼乐、学校、律令事例、赋税程式，一切人情风俗、典章制度与夫伦常教化义理之书，官为刊集，遍布海内，则天下之有志于时务者，不必通其文字语言，而皆可以读其书，究其事，朝得而学之，夕可起而行之。内则择其善政，斟酌损益以补我之未备。外则洞知其强弱治乱、向背善恶，有所盟约论议，则以知其张弛操纵，而恫喝之术穷，知其异同得失而举措之机当。……然则今译泰西政教义理之书最急，而器数工艺之书可以稍缓”。(12)
甲午以后，这一看法得到不少人的认同。梁启超即说，“西国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西国之所以强，在其政治文明、教育发达。(13)因此，中国“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以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耳，即不尔，而借才异地，用客卿而操纵之，无所不可也。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欲治艺学者，必先广备诸器，以藉试验，历履诸地以资测勘，教习必请专门，学生必储之绮岁，吾度今者诸学生经费之所入，尚未足以语于此也。若政治学者，则坐一室可以知四海，陈群籍可以得折衷。虽十室之邑，中人之产犹能举之。故吾谓政学之较易成，艺学之较难成也”。(14)受此种认识的驱动，甲午以后西学输入的重点由艺学转向为政学。庚子以后，留日盛极一时，而留日学生之专业选择也集中在政法，这一方面是因为留学生多未曾受系统的近代科学教育，另一方面则因为青年学子多抱持以政治改造救国之取向。思想界试图在“物质之学”(康有为语，即近代科技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足的情况下，避难就易，以政治改造推动经济发展。对于思想界舍“艺学”而重“政学”的取向，当时思想界也有人如严复、杜亚泉等提出批评，但他们的批评未能改变思想界群趋于政治改造的潮流。
第四，政治改造易而见效速，社会改造难而见效迟，是政治改造优先论产生的另一个认识基础。这种意识存于不少人心中，但对此有清晰阐述的不多，张东荪是其中之一。他在1913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说，清末时他曾“愤政治改革之无术，乃欲先从事社会改良，即所谓social reform者，以为预备焉”。但他还是选择政治改造，其理由有二：其一，“政治之改革也易，而社会之改革也难”。他说：“社会必持多数人以为进退，而政治则不必持多数人焉，是故政治之改革也易，而社会之改革也难。”也就是说，他认为，政治改革涉及面比较窄，依靠少数政治精英即可推行，而社会改革涉及面广，需依赖较多的社会公众。中国普遍的国民程度不高，但有一定量的政治精英，具备推行政治改造的人才，但缺乏进行社会改造的人才。其二，“政治改革，为功也速，社会改革，为功也迟”。他说，政治与社会关系复杂，政治改造优先还是社会改造优先，当据具体情况而定。欧美之发展，“多以社会之力为政治之补助”，是以社会发展推动政治改造，其政治变革是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提上议事日程的。但中国“非仅政治未进，而社会更为幼稚，是故欲二者同时臻美，必不可得”。若遵循欧美之先例，“迷于自由之梦”，希望经由社会的自然发展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不仅速度慢，而且十分困难。从中国发展面临的内外条件看，内则社会幼稚，国民能力薄弱，外则主权受损，发展受制于国际资本，因此，“非藉国权不能发展社会经济”，必须通过政治改造，建立有效能的政府，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他以产业发展问题为例阐述这一看法：中国的产业发展面临着资本不足而信用体系未建立，技术落后而又无工业教育，贸易保护主义未尝实行，关税主权丧失而致产业受国际资本挤压，交通不发达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唯藉政治之力”才能解决。所以，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先改革政治，“必有一二有能力者，使居国家机关以为多数国民之率导”，推行“保育政策”，以国家权力推动社会改革。(15)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中对于建立强有力政府，实行保育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比张东荪此文的阐述要更系统，但梁氏并没有正面阐述政治改造易而见效速，社会改造难而见效迟的看法。
二 对政治改造优先论的质疑与社会改造论的提出
对于思想界存在的强烈的政治改造优先论，二次革命之前，曾有人提出明确的批评。比如杜亚泉就于1911年3月发文批评当时业已出现的强有力政府论与干涉主义，主张缩小政府权力范围，让社会自由发展。其时在西方，政府权力日趋扩张，干涉主义大行其道，政府万能之声起，不少人“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亦无不能为”。受此刺激，古典自由主义复活，出现所谓“减政主义”思潮。受此影响，又受预备立宪中政府权力扩大，机构庞杂，政费日繁，以致民怨沸腾的刺激，杜亚泉提出，必须“破除政府万能主义之迷误”，“去人民依赖政府之心”，社会才能健康发展。他在文章中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
第一，社会之发展依赖于社会本身之活力，并非政府通过政治权力可以发达的，违背此理，日日图谋扩大政府权力，欲以政治权力发达社会，必无善果。他说：“夫社会之事物，有自然之法则管理之，此为政者之所不可不知者也。社会之活力(才力、财力之结合作用——原注)，有一定之制限，政府决不能创造之。有研究学术之活力，则教育自兴，有生产之活力，则实业自盛矣。社会之发展，有一定之秩序，政府亦不能揠助之。知能之竞争烈，则发展于教育；物质之需要增，则发展于实业矣。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即使社会可以自由发展其活力而已。教育也，殖产也，政府惟司其关于政务者，不必自为教育家，自营农工商之业也。……总言之，则国运之进步，非政府强大之谓也。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他指出，欧美各国有繁复之官僚组织，有较充足之政务人才，有监督之方法，吏治较清明，政府亦较有效能，其扩大政府权力，犹且造成诸多问题。中国人才未备，财力不足，吏治不清，政府效能低下，盲目效法欧美国家，扩大政府权能，其结果，或则迫于财政之困难，所谓预备立宪之种种新政只能敷衍了事；或则“不顾民力之竭蹶，益益进行现在之政策”，则搜刮愈力，最终崩溃。
第二，对政治改造优先论者的中国国情特殊，不能行西方之自由主义，必须实行干涉主义的说法，给予回应。主张以政治权力改造社会的人士认为，欧美社会有组织之能力，有秩序之观念，崇尚公德，热心公益，政府不为之谋，而社会能自谋，或可行减政主义。中国社会离散如沙，道德堕落，经济困难，若行减政主义，一切顺其自然，恐进化无期，终有陆沉之祸。世界竞争剧烈，中国面临严峻形势，政府必须积极有为，若行减政主义，只会为尸位素餐的官员提供碌碌无为的借口，正为宪政之障碍。于此，杜亚泉提出，中国国民有独立之性质，中国社会有自治之基础，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并不需要事事由政治权力干涉始能发展。若说社会进步需政府提携，不如说政府之进步需社会之提携。证以近事，立宪之施行，虽出于朝廷之英断，但也未始非社会鼓吹之力。减政主义不只是符合西方之自由主义，更符合中国历来推崇的恭己无为的政治传统。杜亚泉特别强调，减政主义并非无所作为，乃是鉴于今政府之预备立宪，铺张扬厉，然人才消乏、财政困窘，实难以为继，主张缩小政府范围，选择最紧要之事，集中精力去做。(16)
杜亚泉的主张，颇具古典自由主义的特色。其言说直接针对的虽是清政府之预备立宪铺张扬厉，四面出击，民间骚然，而成效不著，难以为继的现实，也是对思想界欲以政治改造推动社会发展的倾向，痛下针砭。但此种主张在政治改造优先论盛行的当时，很难为崇信政治改造的人士所认可，几乎没有引起思想界的回应。
思想界之真正反思政治改造优先论，是在二次革命之后。当二次革命行将失败时，一些曾经热衷于政治改造的国民党人，回顾民初民主政治的试验，深感民主政治缺乏社会力量的支撑。面对民主政治的挫折，他们提出今后当注重社会改造。《民权报》上的一篇文章即表示，今后国民党应一方面坚持以国会为阵地，与袁世凯派官僚势力斗争，另一方面则当在教育与实业两方面下力气。民党之长于教育者，当投身教育事业，阐明共和国民之真谛，使一般青年晓然于保障共和之法，而又益以浅近演说，发行廉价而浅近之报章，以国民常识、共和真诠开导多数之国民，使保障共和之手段得多数人民之赞同。在实业方面，则必须注意联合实业界，并专于民生用力，以为民主政治树立经济的基础。(17)但善良的愿望很快就落空了，与二次革命有牵连的国民党人遭到追捕，被迫亡命海外，国民党亦被解散，所谓投身于教育与实业，已经没有合法的途径；国会亦被解散，所谓坚守议会阵地，以与专制势力斗争，也没有了阵地。随着国民党被解散，国会停闭，各级地方议会也被解散，总统独裁的局面已经形成，二十余年来国人注全力于政治改造，而所得之成果，不转瞬间灰飞烟灭。面对此种局面，人心失望之极。陈独秀在致章士钊的信中说：“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18)章士钊说陈独秀“寥寥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颇认同陈独秀对于当时人心的把握。杜亚泉称，“吾国今日，几于无人不抱悲观主义矣，委心任运，颓废因循，无贤不肖，殆同一辙”。(19)黄远庸称，今日中国之大患，在人心之枯窘无聊。晚清时代，国家现象甚惫，但人心勃发，立宪派期望立宪，革命派寄望于革命，都还有奋斗方向，对于未来犹抱莫大之希望。到今日，“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粮糈俱绝，风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20)这是何等痛苦、绝望的人心。当国内政治倒退，时局黑暗，人们丧心失图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国际局势大变，欧洲列强忙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列强在华均势被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加强对华侵略，其在华势力急剧增加。中国知识界不少人认为，列强在华均势是贫弱的中国能在列强侵压下苟延残喘的重要原因，今均势既破，中国亡国之可能急剧增加。面对此种内外局面，“全国人之心理，几以中国必亡为前提”，几乎人人为“亡国预备”。(21)
国人曾对政治改造抱莫大希望，以为政治改造可以挽救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然而人们的期望似乎是虚幻的泡影，政治改造的成果不转瞬间即为大力者扫除殆尽，现实露出了它冰冷的面目。在此情形下，思想界面对的最现实的思想议题就是，面对此黑暗的政治，出路何在？是继续政治改造，还是在政治改造之外，另谋出路？若进行政治革新，下手之方为何，是继续进行暴力革命，还是先从理论上探究近代政治“制治之本”，进行近代政治基本原理的启蒙，尤其是使欲从事政治改造的新式政治精英对于近代政治根本原理有所认识，使他们将来从事政治改造时，不致如民初民主政治试验时期那样走入歧路。若在政治改造之外另辟新路，从事社会改造，则此社会改造的内容如何，下手之方为何？在政治黑暗、专制权力笼罩一切的局面下，是否存在社会改造的余地？此种社会改造能否挽救危机？还有，国家面对的局势究竟如何，是否面临亡国之祸？当此时局下，不先改造政治，国家会灭亡么？是否还有从容从事政治改造的时间？
对于这些问题，思想界分歧巨大。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认为，欲挽救危亡，唯再举暴力革命以革新政治。孙中山认为，民初民主政治的挫折，根本上是辛亥革命没有按照革命程序论来进行，起义之后，没有经过约法之治，就直接从军法之治进入宪法之治，甚至连军法之治也没有充分展开。因此，革命党没有掌握军政大权，没有经过以革命的武力扫荡旧势力的过程，遂使旧势力在革命之后仍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占据很大的势力；又因为缺少约法之治这个阶段，国民缺乏地方自治的训练，缺乏行使民主权力的能力，这些就造成了民主政治的挫折。而这又是因为革命党过于松散，缺乏严密的组织，党的领袖不能指挥革命党为一致之行动。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强调，将来的革命，在组织上必须树立党的领袖的权威，全党必须服从党的领袖的指挥，在策略上，必须按照革命程序论进行。他重新解释革命程序论，将革命分作军政、训政、宪政三期，强调革命时期不只是暴力革命时期，而是从军政到宪政确立的一个长时段。在整个革命时期，革命的领导权、政权都必须掌握在革命党手中，提出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孙中山身边的一些革命党人如戴季陶等也阐述了孙中山的这些看法。戴季陶说，民初民主挫折的重要原因是革命党人“共和立宪之思想不坚深”，革命党在发动第一次革命之后，即不自力争掌握政权，而将国家之重要机关委诸非革命党之手，甚至视政治事业如烂泥，将推翻旧政权看作革命之全部，“而放任建设事业于他人”，结果导致独裁势力复活，酿成二次革命。此后革命党当吸取辛亥革命之教训，在革命后必须由革命党控制政权，在革命政权的领导下进行建设。(22)
国民党之温和派以及进步党的激进派，则认为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之势力被摧毁殆尽，缺乏革命的实力；甫经革命之乱，人心思定，一般社会公众颇厌倦革命之再发生，缺乏发动革命的社会基础；袁世凯的统治暂时比较稳固，暴力革命可能会沦为军事冒险，没有多大的成功希望，故对于马上开展暴力革命持保留态度。他们觉得，民主政治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式政治精英本身学识不够，对于近代政治的根本精神何在，缺乏体认，在试验民主政治中存在种种失误，尤其是缺乏调和立国之精神，对于异己之力量缺乏有容的态度，结果为丛驱雀，使民主势力分裂，未能为联合的斗争，遂使官僚腐败势力坐得渔翁之利。因此，他们主张新式精英尤其是继续政治改造的同志，先修炼自身，提高自身知识与能力，同时阐明近代政治“制治之本”，向国人阐发近代国家原理、调和立国之理，逐步使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基本游戏规则为社会公众尤其是政治精英所接受，从而能在时机到来之时，顺利地建立民主政治。若不去做这些工作，不提高自身，只顾埋头革命，则将来革命之后，未必有善果。国会解散后，张耀曾东渡日本告别国人时说，一年多来，民主政治的挫折，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式政治人物之政治知识与能力有限，而国民对于新式政治之改良政治的活动，“凛然置之若无关痛痒，甚且受人愚弄，反唇相讥，倒戈相向”。以如此之政治家与如此之国民，而欲求政治之改良，“无异初步儿童欲筑崇楼杰阁于浮沙之上，非惟能力所绝不能逮，其基址已先不克自承”。对于未来，他希望致力于政治革新的新式政治精英，尤其是国民党人，提高自身，“勤修厥德，广储才智，必于己确有可信，然后可以出，既出矣，又未可轻于尝试也。应与国民为侣，授以政治常识，鼓其政治趣味，基址既立，然后可以有为，否则舍本逐末，营营扰扰，为天下后世笑”。他本人决定东渡日本，“谢绝尘缘，养我神明，竟我前修，他日归来更当从事国民教育，以与我同胞切磋砥砺，期共达乎法治国民之域”。(23)这颇能代表部分国民党温和派人士的看法，他们办《甲寅》《正谊》，探究近代政治之根本，进行思想启蒙，又办学校，培训同志，都是如此。然而面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面对现实的危机，他们不能安心书斋，不能不关注政治改造。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当前不是革命的时候，也希望避免革命，但又不能忘情于政治，希望在革命之外寻求改造政治的手段，于是提出联邦制的主张。他们期望在中央政治改造无望与革命不可行的情形下，通过扩大省自治权，一面依赖省的实力制约中央的专制势力，一面使地方民众尤其是地方新式政治精英有参政渠道，能通过参政改良地方政治，发达地方社会，在地方构成“抵抗力”，通过地方政治活动，渐次培育民主政治的信条，培育国民之参政能力与民主意识。同时，也似乎有借此“挑动各省反袁的情感”的意思。(24)然而，在迷信独裁政治的袁世凯的统治下，所谓制治根本的探索，所谓思想启蒙的努力，似乎都难有实际的效用，所谓联邦制的设想也无从落实，因此，这一派人士很快就转向现实的政治斗争。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稳健派，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一度期望袁世凯能实行开明专制，试图维持国会，维持共和虚壳，以为政治革新之基址。但随着袁世凯解散国会，解散各级地方议会，眼见开明专制不可期，政治无和平改造的空间，共和虚壳也难以维持，他们不能不另寻出路。同时，他们对暴力革命几乎有天然的恐惧，以为那只会带来内乱，加深外患。辛亥革命前，他们就认为革命只会带来专制，不会带来民主政治，革命之后民主政治的试验，尤其是他们所称的所谓“莠民社会之乱暴势力”的所作所为，又似乎证实了他们的担心。所以他们极恐惧革命之再发生。回顾近二十年来的政治革新及其结果，他们对于继续开展政治改造，不再抱希望，认为缺乏社会条件的政治改造，不可能真正改善政治。他们甚至对于思想界继续谈论政治都害怕，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政谭”无论如何稳健，都没有实现的可能性，都不免“略带一种政治上之激刺煽动”，其效果不外乎二：一是人们听信政论家的理想之谈，欲求理想政治之实现而不可得，遂嗒然若丧，颓然自放，结果变成厌世一派。二是听信政论家的理想之谈，欲求其现实而不可得，乃走向激烈的革命之途。(25)和平的政治改造无望，暴力革命之路不能走，谈论政治又会使人厌世或者走向革命，出路何在呢？他们将眼光投向社会，希望在政治改造之外，另辟新路，希望能在社会领域有所作为，从而为政治革新、社会现代化创造条件。
1914年2月，也就是在袁世凯解散各级地方议会之后不久，梁启超就明确提出，今后不能再将精力放在制度的试验上，应从事社会改造。“制度者，社会之产物也。制度之为用，虽时或可以匡正社会之状态之一部分，然万不能离社会以创制度，更不能责制度以造社会。十年来之中国，日日以离社会创制度为事，其极也，乃取凡与我社会决不相容之制度，无大无小，悉移植之，植而萎焉，则咎制度之不善，而更谋改植”，或谋“尽废移植者而复其旧”，“故凡百制度日日皆在试验之中”，而社会腐败如故，政治之无望如故。今后，当从“制度试验”的泥淖中走出来，转而从事社会改造。他深知，在政治不上轨道，社会事业基础薄弱之时，没有展开全面的社会改造的可能，但若“先发生规模紧小之社会事业，或可以乘载之而无倾踬，待其体已具，而徐图恢廓也”。(26)显然，梁启超已经明确抛弃了先前的优先进行政治改造，造强有力政府，行干涉政策，以政治权力造社会的改造思路。他希望优秀人士从政治脱身而投身于社会改造，同时希望从事社会事业的人士从托庇于政府以图发达社会事业的路径中走出。但所谓“规模紧小之社会事业”究竟是什么，如何开展，他并没有清晰的说明。
也是在1914年2月，《庸言》杂志改组，黄远庸代替梁启超为该刊负责人。黄氏在该刊第2年第1、2号合刊发表的《本报之新生命》，可看作改刊宣言。文章表示，《庸言》杂志今后“造言纪事，决不偏于政治一方”，不再专谈政治。他说，“造化为物，实合无量时期以成一大机轴，将以一切社会及人物组织于此大机轴之中”。“一社会之组织美恶，决非一时代一个人一局部之所为”，政治也好，社会也好，都是大历史中一环。也正因为如此，“向者之徒恃政论或政治运动以为改革国家之道者，无往而非迷妄”，今后也不能再就政治谈政治，必须考察社会，必须改造社会。也是在此文中，他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历史任务：“夫理论之根据在于事实，而人群之激发实造端于感情。今有一物，最足激励感情，发抒自然之美者，莫如文学。窃谓今日中国乃文艺复兴时期，拓大汉之天声，振人群之和气，表著民德，鼓舞国魂者，莫不在此。……自今以往，将纂述西洋文学之概要，天才伟著，所以影响于思想文化者何如，冀以筚路蓝缕，开此先路，在吾曹实为创举，虽自知其驽钝，而不敢丧其驱驰之志也。”(27)1915年9月，他又在给章士钊的信中提出，中国未来的改造路向应借鉴西方，以文艺复兴为改革之张本，应从提倡新文学入手，以“浅近文艺”普及新思潮，使普通民众能够“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28)1916年1月，黄远庸又说，欲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改变国民性质，若国民性质未变，则“任取何种新制度新文物以贯输之，而此等新有者，皆随旧质而同化，一一皆发出其固有之形式而后止”。欲改变国民性质，必从科学之分科、社会之分业、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做起。(29)黄远庸此文所说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比较好理解；但其中关于科学之分科、社会之分业的阐述不甚清晰。结合此文以及黄氏同期的其他文字，可以大略地说，所谓科学之分科，就是知识的专业化、科学化、逻辑化，破除国人思想笼统之弊；所谓社会之分业，大体是社会分工发达，个人皆各有职业，不专以政治为生。
与梁启超、黄远庸同时，陈独秀、胡适等人，都有类似的思想。可以说，二次革命之后，由政治改造向社会改造转变，是中国思想界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变，“向之以政治改造为惟一之希望者，今则以改造社会为惟一之鹄的矣”。(30)这是政治改造无望的情况下，思想界另寻出路的必然结果。
三 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之争的内容
在思想界一部分人士转向社会改造的时候，还有一部分人仍继续坚持政治改造优先论，由此有了民初思想界关于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争论。这场争论，范围不大，主张社会改造的人士，几乎只有梁启超对相关问题有正面的系统阐述，其他人如黄远庸等，只是提出问题，缺乏系统的阐述，而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主要是国民党之温和派以及进步党之激进派，对于梁启超的主张有所批评。争论涉及面虽不广，对于现实政治也没有发生实质的影响，但争论所及的议题，实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重大问题，颇能表现近代中国思想界在以政治改造促进社会发展与以社会改造推动政治革新之间的困惑，值得关注。兹分述争论内容。
第一，中国是否会亡国，当时的中国是否有迫在眉睫的亡国危险。
戊戌以后政治改造优先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界、思想界有一个国亡无日的时局判断。民初的社会改造与政治改造之争中，双方对于中国是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分歧明显。社会改造论者认为，时局虽凶险，但中国不会亡，尚有从容进行社会改造的时间，不必急匆匆地从事政治改造，宜先进行社会改造，以为政治革新准备条件。梁启超说，中国当前不会亡，也永远不会亡。其理由有二：第一，中国有其深厚的“国性”。所谓国性，大体上是指一定国家的文化及其传统，“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纲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国之成立，恃有国性。”国性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文化基础，其为物，极不易成，及其既成，则亦不易灭。国性深厚之国，而其国民对于此国性能生自觉心者，国无人得而亡之，即便暂时被人灭亡，亦必能复国，此为历史所证。中国有深厚的国性，“中国国民非轻易能同化于人之国民也”，“故吾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同时，受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所谓‘单一民族组织单一国’之主义，方为信仰之中坚”，近代民族主义结合深厚的国性，中国永远不会亡。第二，从国际形势看，目前中国不会亡。列强之力足以亡中国，而其不亡中国者，其原因在攫据人之土地而统治其民，其所费之力与财，十分浩大，且会引起殖民地人民的长期反抗，还不如维持其原有之政权，而通过经济竞争，获取其资源，开拓其市场。由此，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之策略已由殖民统治转向为经济掠夺。同时，由于列强之间彼此制约，任何一方都不便独吞中国，在此潮流下，列强已经放弃了瓜分中国的图谋。因此中国不会有瓜分的危险，“瓜分之万不能见诸事实，在十年前已经成定谳”。当时，欧战正酣，各国无暇侵占中国，战争结束之后，列强之恢复也至少需要十年时间。因此，至少在目前以及欧战结束后的十年内，中国不会被列强瓜分。那么，中国有没有因为列强在华均势被打破而被某国独吞的危险呢？梁启超认为，从目前国际局势看，有吞并中国之野心者，其吞之手法，必或饵诱我与之结特种协约而攫取部分之统治权，或希冀我国各地方叛乱割据，全国糜烂，藉作驱难而次第削平之。也就是说别国必借我内部之权奸与地方之乱民，而始能行其吞并手段。此则我先自亡，而后人能亡之。他表示相信，“我贤明之政府”、“我忠良之国民”决不会做出如此愚蠢之举。虽然最近之将来，中国也许会出现扰乱，领土之一部分也许会丧失，行政权之一部分也许会受掣肘，但中国决不至于亡。(31)梁启超反复论述中国不至于亡，其意在说明，中国尚有从容开展社会改造的时间，宜从变革的基础性工作做起，不必在亡国无日的急迫感下将全部的精力进行政治改革。
坚持政治改造的人士认为，所谓“国性不能灭，国即不能亡也”的说法，理据薄弱。首先，“国性寄于何所，表示于何点，本无确定不移之观察”。持国性深厚之国不会亡的论者，其理据之一，是历史上汉民族被国内少数民族征服，虽一度亡国，终因文化的优势而实现复兴。但论者忽视了一个重要原理，即从来文化之同化，是文化发展程度低的民族同化于文化发展程度高的民族。历史上征服中原的少数民族，其文化程度比中原文化低，故汉民族能以文化同化征服者，而实现复兴。但今日“以吾固有之文化与现今列强之新文化较，相形见绌，我方有同化于人之虞，岂国性之足恃”。其次，梁启超又“杂引希腊、罗马再兴，希腊、意大利国之事例，以为有国性者不亡之例”，但一些国性深厚的国家如印度、埃及等都已经亡国，而罗马、希腊、意大利也曾亡国。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国性不能作为中国不会亡国的证据，只能作为亡国之后可以复兴的证据。至于现实情形，今日中国内则政治腐败，道德沦丧，思潮堕落，实力枯亡，亡国之象已露。外则欧战突起，维持中国存立的列强在华均势已破，危机益甚，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当此“政治上之动作既日与亡国为邻”的时候，欲救国家危亡，不能仰仗所谓“国性”，也不能依仗政府之“贤明”，甚至不能仰仗国民之“忠良”，而是应当改造政治。(32)章士钊在批评梁启超的社会改造论时也提出，若舍政治改造而专从事社会改造，能否确保当人们努力改造社会时，那些可牛可羊的人物，创为非驴非马之国制，行其不东不西之政策，国家不会灭亡。若不能得此保证，则等人们改造好社会后，国家早已灭亡，这种社会改造又有何意义？(33)因为忧虑国家之将亡，因为相信救亡以政治改造见效最捷，相当一部分人士仍坚持政治改造。
第二，民初民主政治挫折之原因何在？在民主政治挫折之后，继续从事政治改造，有出路么？有从事政治改造的空间么？谈论政治有意义么？
因为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对多年政治改造结果的失望，以及开明专制期望的落空，思想界一些人士认为，在社会腐败、国民程度不足的条件下，欲直接通过政治改造，而得良政治，没有成功的可能。针对一些主张政治改造者，以具体的制度如国会制、联邦制为政治改造之方，梁启超说，等是国民，等是社会，行甲制度不能为治，而行乙制度能为治，于理不通。“单一制之下，不能善治之国民，一易为联邦即能善治，此理吾直无从索解。”至于国会政制，其实行需要国家内各政治势力能遵守国会政治的游戏规则，需要国民有运用“合议政治”之能力。而中国存在不遵守国会政治游戏规则的特别势力，且“国家方赖此特别势力以暂时维系于一时”，一旦此特别势力崩溃，国家必陷入内乱。中国国民也没有运用国会政治的能力，即便再开“纯正之民选国会”，“亦不过为多数人噉饭地而已”，无助于政治之改良。他认为，“制治清浊之原”在社会，在国民能力，而不在政制本身。回顾清末以来政治革新的努力，梁启超认为，最大的失误就是国人对政治改造寄望过高，几乎将全部的救亡的希望、全部的热情与精力放在政治改造之上。他说：“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之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之一途……社会事业一方面虚无人为”。这种脱离社会条件，欲移植外在模式来改造中国的政治改造，“虽历十年百年，终无根本改革之望”。又说，“吾侪十年以来，苟非专以政治热鼓动国人，而导之使专从事社会上谋立基础，则国中现象，其或有以异于今日，亦未可知。而举国言论家，目光专集注于政治，致使驯愿者，惟求仕宦，耗其精力于簿书期会，或且熏染恶俗，日趋堕落，其激烈者则相率为秘密危险之行动，一面流毒害于社会，一面亦自毁其有用之身。”清末以来，国人热衷于政治改造，忽略社会改造，完全走错了路。今后必须改弦更张，从政治改造优先论的迷误中走出，着力改造社会，提高国民程度。只要国民有运用国会政治之能力，则目前之参政院、立法院，均可提供政治革新的空间，其权能也可逐步扩充为真正的议会，就如英国之枢密院转变为内阁，等级会议转变为巴力门。若国民程度不进，社会不改良，徒从事制度试验，结果必不乐观。(34)梁启超此论的前提是，共和的虚壳能够保存，一旦共和虚壳不存，则国民运用合议政治之能力无从培养。
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虽承认社会改造进程落后于政治改造进程为民主政治挫折的重要原因，但不将社会不成熟看作唯一原因，认为在社会不成熟的条件下，政治改造仍有可为的空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认为，民主政治挫折的根本原因，是革命没有按革命程序论进行，今后若按革命程序论进行革命，即可确立宪政。一些温和派人士，虽对立即开展暴力革命持保留态度，但大都认为可以继续政治改造。杨永泰认为，民主政治的挫折是因为革命成功过易，人们不珍惜革命之成果，但是人们若能从民主政治的挫折吸取教训，则政治改造仍可以有所成就。经过民主政治的挫折，国人会认识到，政治之发展“走曲线，循螺形”，而非直线前进。中国欲易数千年之专制而为共和政治，更非可一蹴而就，必有种种的曲折反复。由此，也就能宽容民主政治初建时出现的种种瑕疵，能理解国会、地方议会、政党出现种种的弊病。共和之后又经历不共和的人们，会发现，“共和固弗善，而不共和则更觉痛苦……其希望重返共和之心必日切，希望日切一日，一旦得之，必信之笃而守之坚”。只要吸取教训，而图改善，“则中国其有真共和之一日矣”。(35)而章士钊等人则以为，民主政治的挫折，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尤其是肩负政治改造重任的新式政治精英，未能了解近代国家的基本原理与调和立国之理，未能实现新式政治势力的联合，以至于为旧政治势力各个击破，造成民主政治的挫折。若努力鼓吹近代国家原理、调和立国之理，使之深深印入国人脑际，则将来之政治改造仍然大有可为。(36)
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认为，人民程度问题不足为放弃政治改造的理由。章士钊提出，实行民主确实需一定的国民程度，但此程度首先是针对社会之优秀分子而言。若如梁启超所说，欲行民主政治，必其一国之人，分任政治之事，“其人民能知政治为何物，能知政治若何为良，若何为恶。其起而负荷政治者，人人皆有为国家求良政治之诚心，人人皆有为国家行良政治之能力”，则今日之欧美亦无此国民程度。民主是逐步发展的，它首先是少数人的民主。在民主起步阶段，只能要求少数优秀分子具备辨别政治善恶之能力，而不能要求多数之国民具备此等能力。所谓优秀分子之程度，也不能要求其皆有为国家求良政治之诚心与能力。就所谓诚心而言，人类为不完全之物，纵有诚心，亦非绝对，谋治者，不能依赖政治人物之诚心，而当谋立法制，使政治成为公开的运动，使政治人物在一定范围内不能不诚。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社会优秀分子的能力，也并无一定之标准，重要的是建立使政治人物的能力能有所发挥的机制。总之，中国今日的问题，并不是缺乏行民主政治的人才，而是政治不良，诸多的政治人才，无由进入政治领域，发挥其能力。他相信，只要充分利用现有人才，中国完全可以建立初步的民主政治。人民程度之提高，民主范围之扩大，民主水平之提高，都只能在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实现。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套制度，发挥现有人才之作用，而不是在现有人才不能尽其用的情况下，就“遽尔走入范围广漠之民智问题”。(37)可以看出，梁启超与章士钊各执问题之一端，梁氏以为中国国民程度不足，所以出现民主政治的挫折，章氏以为制度未善，故人才未能尽其用。
那么何种制度能使中国之人才得尽其用呢，不少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颇看好联邦制。他们认为，从世界潮流与中国面临的局面来看，民主政治是必然的趋势，但中国国民程度确有未足，又存在庞大的官僚势力与不遵守民主政治游戏规则的野心家。要确立民主政治，就要寻找一种制度，一方面“能使此程度不及之国民得有保卫共和之助力，与宪政训练之机会，而使国家的有正当意思之表现”，另一方面能限制野心家和官僚势力，“使谁何当局亦不敢以其个人意思冒称国家意思，而不敢为破坏共和蹂躏宪政之举动”。(38)这个制度就是联邦制。他们认为，中国的省有特别的历史基础，尤其在经历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动与政治变革后，各省具备相当的实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成为辛亥鼎革的中坚力量，又皆曾设立咨议局与省议会，具备了省的自主意识。根据这种情况，辛亥鼎革时，本可以顺势而为，利用省的实力，实行联邦制，一方面给予地方政治精英以参政权，培养地方民众的自治能力，养成民主政治的地方基础；另一方面又可利用省的力量对中央的野心家形成制约。但民国初建时，国人急于以政治权力恢复秩序、推动国家发展，乃崇拜强有力政府，鼓吹中央集权，所立之政制违背国情，致民主政治缺乏现实力量的支撑，被中央的野心家扫荡殆尽。时至今日，不少政治改造论者还陷在乞灵政府恩赐宪政的开明专制论与鼓动“平民革命”以求宪政的暴力革命论的泥潭中，其实，在这两条路之外，中国“本有完全地盘，足供国家之建设与宪政之试行，其地盘为何，即我之各省是也”。他们将联邦制看作政治改造可行的路向，批评梁启超鼓吹抛弃政治而专从事社会改造，是不察省之特殊性，“惟日张皇无措，望风扑影，非日社会不良，即曰人治未至。一若我国今日政治上之罪恶与政制全然无关，而建国之前途舍求早生圣人，更多生圣人，别无救济之方”。(39)
对于梁启超激烈排斥政论，主张政治改造的人甚不以为然。章士钊说，所谓政谭会造成人心趋于消极或者激烈，是倒因为果。造成人心趋于消极或者激烈的，是腐败的现实政治，而非对于腐败政治发表意见的政谭。政谭之是否有益，不在当局者是否采纳，而在其能畅通民意，形成舆论。政谭畅通，正可以避免革命，“革命之起与不起，在乎民情之平与不平。民情之平与不平，视乎政谭之畅与不畅。今先生恶革命而绝政谭，是何异畏影恶迹，却背而走”。政谭之是否发表，也不应“刺探政府之意以为张弛，有时正惟政府雅不愿其流行，宜更高其鼓吹之帜，此见理之真，有以迫之使然，非必故与政府为难也”。(40)张东荪则说，谈论政治，讨论政制，可以使国人知政制之原理与政制良恶之标准，就是思想启蒙，此种讨论对于未来之政治改造具有积极的意义。(41)
第三，社会改造能不能脱离政治改造进行，脱离政治改造的社会改造能否有效果。
梁启超说，运用现代政治，必须具备种种的条件，否则，不可能建立现代政治。这些条件包括，有少数器量、学识、才能、誉望皆优越而为国人矜式之政治领袖；有次少数能任事务官之政务人才；多数国民能对政治有兴趣、能判断政策之善恶；从事政治活动之人物，皆有恒产，不至借政治为衣食之资，有水平线以上之道德，不至掷弃其良心之主张而无所惜；养成一种政治习惯，使卑劣阘冗之人，不能自存于政治社会；特别势力行动轶出常轨外者，政治家之力能抗压矫正之；政治社会以外之人人，各有其相当之实力，既能为政治家之后援，亦能使政治家严惮。在黑暗政治之下，能有社会改造的空间。能培育这些条件么？梁启超其实并不自信，只是说，在“无意识无根蒂”而徒“斫丧国家元气”的政治活动没有希望的情形下，至少社会改造或有一丝成功的希望，“或遂能树若干之基础，他日虽有意外之变乱，犹足以支”。(42)
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承认，“先有社会而后有国家……社会之根本，不纯在国家，国家之根本，纯在社会”。(43)他们并不反对社会改造，但反对舍政治改造而专事社会改造，其理由约略如下：首先，政治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能脱离政治而存在，政治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言改造至少应是政治与社会兼重，“谓政治万能，不复措意于社会，固属迷信；专注于社会，而放弛其政治之责任，亦未可为觉悟”。(44)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重点在何处，当视具体情形而定。中国目前“当社会与世界文明接触之秋”，非迅速吸收世界文明，以改良社会，不能救国家之危亡，但执政者日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徒肆其禽兽之行，以与社会战”，腐败的政治正急速腐蚀着中国社会。(45)有人以民国三年之出版物为例，说明腐败的政治对于社会之危害：“民国三年出版物约略统计不过五百种，而高等专门之书，不及十种，各种图表不过三十种，余则教科书百余种，小说一类占三百余种。小说类中尤以关于男女爱情者为最流行，其书目亦最多，几疑全国思潮尽消遣于此牡牝关系中，士大夫相见亦无有以读书籍相问询者，极及末流，必至返乎狉狉獉獉之世而后已。”(46)此皆当局愚民政策所成之恶果。当此情形，若脱离政治而谈社会改造，社会将在腐败政治的腐蚀下迅速沦于无底线之域，何谈以社会改造促进政治改造。其次，他们相信，“以政治启导社会，其力易，以社会牖进政治，则事难。”他们认为，政治是社会的枢纽，若社会优秀分子占据政治权力，则改造社会为势最顺，而为效最速；若居朝右者为暴君污吏，则虽有鸿儒哲士主持清议，亦无以对抗政治权力之胡作非为。因此，言社会改造，其当务之急是使社会之优秀分子居社会上流，能对政治发生实际的影响。(47)若脱离政治改造而言社会改造，即便能有所成就，其所成就也面临着顷刻间为腐败的政府毁坏无余的危险。其三，目前政治权力笼罩一切，只有政治，并无社会，并无所谓社会事业，欲从事社会改造，就必从恶政府控制之下将若干事务划定为政府不能干预的“社会”事业。而这就离不开政治改造。章士钊举例说，禁止鸦片，可算很纯粹的社会问题，然中国人就丧失了不吸鸦片之自由。政府以饷源所在，日日遣委员分途演说，劝人种植，按亩抽捐，禁绝之乡重行补种。不从事政治改造，能推进禁止鸦片之类的社会事业么？(48)其四，政治进化只有在政治改造的过程中，通过反复的实验与纠错，才能逐步实现，“其关键纯在试验，试验一度，即进步一度。易词言之，政治之演进，其机括存于自身，而非由外铄。”政治改造非如筑屋造路，可以先准备建筑材料，然后找工人按图施工即可完成。脱离实际的政治改造，而欲在政治之外，通过社会改造，为理想的政治制度准备社会条件，以期一旦条件具备，即可建造理想的政治制度，实现政治改善的目标，此乃视政治改造为制造机械，与各国政治进化之历史经验不合。梁启超所提出的运用现代政治的种种条件，如政治领袖、政治人才、国民之政治兴味与政治能力、政治习惯、对抗力之养成等等，都只能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才能养成，纯粹的社会改造，不可能造就这些条件。(49)
四 论争双方的困境
主张政治改造的杨永泰说：“夫一国之兴，其术不外两途，非藉政治之力以改良社会，则藉社会之力以改良政治。今者政治现象如此，社会之现象又如彼，如中流泛舟，无论北驶南行，皆成绝港断潢。”(50)这其实主张政治改造与主张社会改造的两派人士的共同认识，两派人士都清楚政治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也都清楚目前无论政治改造还是社会改造，似乎均看不到希望，他们都试图为中国未来探寻出路，但他们对于自己提出的努力方向，又都缺乏信心。
主张社会改造的人士明白，在大权笼罩下，并无多少独立的社会空间可以供他们施展才华。梁启超提出放弃政治改造而从事社会改造之时，就主张先从事规模紧小之社会事业。但面对现实，他们发现即便所谓规模紧小之社会事业，也难开展。因此，他们又将社会改造缩减为个人自身之改造。1914年8月，一向主张以社会改造为主要方向的杜亚泉，在《东方杂志》发文，希望人们不要因时局而意志消沉，要努力发挥个人之能力。他说，“今日时局，多所牵掣，多所扞格”，但要看到，在此时局下，“非个人志力所能积极运行者，亦惟国家社会之全体而已”。人们若将眼光从“国家社会之全体”移开，回顾自身，则可发现，“吾人意志，依然存在，时局未尝侵削其毫厘，吾人能力，仍自完全，时局未能减损其微末”，“吾人自身，仍有用吾意志、尽吾能力之余地”。他希望人们“各随其意志，度其能力，痛自刻厉，分途致功，或求效用及于身，或期远果于来叶”。在国家与社会之外的一些领域，比如教育、实业等等方面，个人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退一步说，即便社会事业决非个人所能举，则家庭之间，一身之内，个人也有振刷自我的空间，以间接效用于社会。(51)1915年11月，当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正热闹时，黄远庸发文称：“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社会者，国家之根柢也。个人者，社会之根柢也。国家吾不必问，社会吾不必问，他人吾亦不必问，且先问吾自身。吾自身既不能为人，何能责他，更何能责国家与社会。……继自今，提倡个人修养，提倡独立自尊，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则国家社会虽永远陆沉，而吾之身心固已受用不尽矣。”(52)1915年2月，梁启超说到他此后方向时说，他将从此不参与政治活动，也不谈论政治，只讨论学问，“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与吾人商榷之。……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他的社会改造到他本人身上，就缩水成做学问了。提高个人自身修养，养成独立的品格与能力，对于社会改造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严谨的学术研究，理性的思想探索与商榷，对于健全的社会意识的形成，亦极端重要。在黑暗的现实中，尤其需要社会精英的自我振拔。然自我振拔若只限于洁身自好，不能为团体的努力，以效用于当世，亦距遁世不远。个人之振拔，个人能力之发挥，只可期望于社会优秀分子，而不可期望于一般社会人士。主张社会改造的人士，也大体承认这一点，他们希望社会优秀分子能率先垂范，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社会风气。这与传统中国思想所说的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士君子当尽其在我，以转移世风的观念甚为接近，也与政治改造论者之主张政治改造之责首先当由社会精英承担的看法也很接近。
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鼓吹联邦制，但元凶专宰，极力谋求权力之集中，各省匍匐于专制权力之下，在此条件下，如何实现联邦制，他们提不出任何可行的方案。以联邦制强聒于当局，当局不会采纳；欲以联邦制之理想，挑动地方反对中央专制，各省大吏虽或有心，而实无此胆量。联邦制的设想，不过限于学理的探讨与舆论鼓吹。一些鼓吹联邦制的人如章士钊说，联邦制只要通过舆论鼓吹就可以实现，“舆论朝通，则联邦制夕成”。对于这种看法，当时即有人提出，这不过想当然耳。(53)在联邦制之外，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探究近代国家原理、制治之本，其思想认识虽颇有值得称道处，对于未来的政治改造也有相当的意义，但毕竟只停留在学理的层面，对于自己的主张能否落实，他们并无自信。章士钊鼓吹调和立国，但他清楚他的主张暂无实现的可能，所以他表示，他只问调和之理是否可通，不问调和之方将于何出，只论调和之道于今为宜，并不谓调和之机于今为熟。又说，他只是学者，只探究政理，并非政治家，不负责调和立国之实现。(54)张东荪等鼓吹对抗力对于民主政治的意义，其理甚通，但对抗力如何养成，他们提不出切实的方案。所以他们说，自己只是学者，责任只是阐明政理，至于对抗力之养成，只能希望通过自己的鼓吹，使各方力量能明政理，其有力者节制其力，不滥用其力，不摧残社会上发生的异派势力，社会各方人士，能认清正义所在，勿受势位利禄权威之驱策，盲目从同于强力者，努力保持自己的对抗力。(55)可见，主张政治改造的人士面临的困境，正与主张社会改造的人士相同。
他们的困境在于，当时的现实不容政治改造和平开展，不容有系统的社会改造有序进行，政局日趋黑暗，革命再发生的趋势日益明显，而他们又对通过革命实现政治革新与国家现代化不抱希望。主张社会改造的人士，所以极力鼓吹社会改造，并非真对社会改造抱多大希望，更多的是出于对政治改造的失望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章士钊即指出，梁启超鼓吹社会改造，其本旨“在于防止革命，故于破坏今日政局之不可三致意焉”。(56)主张社会改造的人士对于脱离政治改造的社会改造，能否有效果，并没有多少信心。相当部分鼓吹政治改造的人士也希望避免革命，对于革命党的革命言论，他们读之而“良心怦怦然动”，而“泪如泉流”，而“感情如潮涌”，曾以“泣血之言”忠告革命党人放弃。(57)他们存在深深的忧虑：缺乏现实社会条件的支撑，暴力革命很难实现其革新政治的目标。社会的近代因素发育不充分，缺乏“对抗力”，人们对于近代国家原理、近代制治之本、调和立国之理缺乏体认条件下的革命，难以建立近代政治，反会带来社会的扰乱。但他们也清楚，所有的革命都是“事实上之革命，非理想上之革命，不得已之革命，非故意之革命”。“革命者出于事实上不可逃避之最后一途，而非吾人意匠所随意创造者也。彼欢迎革命者，革命不因其欢迎而即来，彼厌恶革命者，革命亦不因其厌恶而即退。”(58)故随着形势的发展，当社会“万木无声待雨来”，越来越盼革命党速兴时(59)，当他们清晰地看到共和虚壳没有维持之望时，他们走向了自己不愿走的暴力革命之路。
从当时的实情看，论争双方都不能提出明确的、可行的、能给予人们信心和希望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无论论争双方愿不愿意看到革命，第三次革命(护国战争)很快就成为了现实。此番思想论争，虽不曾对现实政治发生实质性的影响，但社会改造论者提出的意见，尤其是“文艺复兴”的改造思路，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改造内容设计，在第三次革命之后，渐为思想界广泛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人们思想发展与社会现实环境共同作用之下的自然趋势。
【注释】
①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②民：《普及革命》，《新世纪》第15号，1907年9月28日。
③杨度：《致〈新民丛报〉记者》(1907年4月上旬)，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1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7页；杨度：《复梁启超函》(1907年4月中旬)，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1册，第402页。
④杜亚泉：《吾人今后之自觉》，田建业、姚铭尧、任元彪选编《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原载《东方杂志》第12卷第10号，1915年10月。
⑤梁启超：《政治与人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⑥梁启超：《政治与人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7-14页。
⑦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7、250页。
⑧梁启超：《多数政治之试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原载《庸言》第1卷第12号，1913年5月16日。
⑨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手稿，“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见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许纪霖、宋宏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57页。
⑩汪馥炎：《社会与舆论》，《甲寅》第1卷第4号。
(11)曼公：《大一统论》，《新中华杂志》第1卷第1号。
(12)邵作舟：《译书》，《邵氏危言》卷下，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四年版。
(13)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65-71页。
(14)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62-64页。
(15)张东荪：《中国之社会问题》，《庸言》第1卷第16号，1913年7月16日。
(16)杜亚泉：《减政主义》，田建业、姚铭尧、任元彪选编《杜亚泉文选》，第11页，原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1号。
(17)匪石：《今后之民党》，《民权报》1913年8月25日。
(18)CC生：《生机》，《甲寅》第1卷第2号。
(19)杜亚泉：《吾人今后之自觉》，田建业、姚铭尧、任元彪选编《杜亚泉文选》，第196页。
(20)思黄：《论人心之枯窘》，《论衡》第1卷第2号。
(21)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
(22)思秋：《中国革命论》，《民国》第1年第2号，1914年6月，又见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13-730页。
(23)《张耀曾东渡告别书》，《申报》1913年11月19日，第3版。
(24)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0页。
(25)梁启超：《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2期。
(26)梁启超：《述归国一年来所感》，《庸言》第2年第1、2号合刊，1914年2月15日。
(27)黄远庸：《本报之新生命》，《庸言》第2年第1、2号合刊。
(28)黄远庸：《释言——致〈甲寅杂志〉记者》其一，《甲寅》第1卷第10号。
(29)黄远庸：《国人之公毒》，《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2页。
(30)伧父：《命运说》，《东方杂志》第12卷第7号。
(31)梁启超：《大中华发刊》，《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1期。
(32)惟一：《最近社会之悲观》，《正谊》第1卷第7号，1915年2月15日。
(33)秋桐：《政治与社会》，《甲寅》第1卷第6号。
(34)梁启超：《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2期。
(35)杨永泰：《黑暗政象之前途》，《正谊》第1卷第7号。
(36)秋桐：《政力向背论》，《甲寅》第1卷第3号；秋桐：《调和立国论》，《甲寅》第1卷第4号。
(37)秋桐：《政治与社会》，《甲寅》第1卷第6号；秋桐：《共和评议》，《甲寅》第1卷第7号。
(38)丁佛言：《民国国是论》，《中华杂志》第1卷第8号。
(39)中州退叟：《吾国省之价值于国家之组织》，《新中华杂志》第1卷第2号。
(40)秋桐：《政治与社会》，《甲寅》第1卷第6号。
(41)东荪：《政制论》(上)，《甲寅》第1卷第7号。
(42)梁启超：《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大中华》1卷2期。
(43)玄玄：《国家之治乱与社会》，《民国》第1卷第2号。
(44)竹音：《社会之自觉心》，《甲寅》第1卷第6号。
(45)玄玄：《国家之治乱与社会》，《民国》第1卷第2号。
(46)惟一：《最近社会之悲观》，《正谊》第1卷第7号。
(47)竹音：《社会之自觉心》《甲寅》第1卷第6号；杨永泰：《黑暗政象之前途》，《正谊》第1卷第7号。
(48)秋桐：《政治与社会》，《甲寅》第1卷第6号。
(49)秋桐：《政治与社会》，《甲寅》第1卷第6号。
(50)杨永泰：《黑暗政象之前途》，《正谊》第1卷第7号。
(51)杜亚泉：《策消极》，田建业、姚铭尧、任元彪选编《杜亚泉文选》，第134-138页，原载《东方杂志》11卷第2号，1914年8月。
(52)黄远庸：《忏悔录》，1915年11月10日，《远生遗著》卷一，第134页。
(53)《储亚心致〈甲寅杂志〉记者函》，《章士钊全集》第3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498-499页。
(54)秋桐：《调和立国论》，《甲寅》第1卷第4号。
(55)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中华》第1卷第11号，1914年11月1日。
(56)秋桐：《政治与社会》，《甲寅》第1卷第6号。
(57)圣心：《泣血之言》，《中华》，第1卷第5号。
(58)张东荪：《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正谊》第1卷第4号，1914年4月15日。
(59)秋桐：《民国本计论》，《甲寅》第1卷第10号。
（原载《史林》201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