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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研究

【陈庆】 “谋食”与“谋道”——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儒林外史》

 

 “谋食”与“谋道”曾被早期儒家当作不能相提并论的两个人生取向。据《论语·卫灵公》记载, 孔子毫不含糊地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 馁在其中矣;学也, 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1) 朱熹解释说:“耕所以谋食, 而未必得食。学所以谋道, 而禄在其中。然其学也, 忧不得乎道而已;非为忧贫之故, 而欲为是以得禄也。” (2) 在孔子和朱熹看来, “谋道”是崇高的, 重要的, 只要“谋”得了“道”, “食”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而如果仅仅着眼于“谋食”, 最终不仅不能得“道”, 连“食”的问题也解决不好。所以, “谋食”不应该成为“君子”关注的事项。

在中国古代的小说名著中, 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向被认为充分表达了儒家的价值关切。只是在大体承认这一判断的前提下, 本文要着重指出的是:《儒林外史》也对早期儒家的若干理念做出了意味深长的调整或补充, 小说就“谋食”与“谋道”展开的描写和思考, 较之孔子和朱熹的见解, 包含了更多近代意味。吴敬梓把“谋食”视为“谋道”的前提, 把“谋道”视为“谋食”的升华, 视“谋食”为人生要务, 视“谋道”为人生归属, 既有经济视角, 又有人文视角, 已经有了几分人文经济学的意味。

人文经济学的特点有三。其一, 它是不用数学的经济学。回归日常生活, 用生活语言而不是数学方程式来说明经济学的规律或道理, 是它的特点和魅力所在。其二, 它是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较之数理经济学只讲效率, 而不讲财富分配的平等, 人文经济学不仅在考虑效率的同时考虑公平, 而且把分配的公平性作为更高的追求目标。其三, 它是跨学科的经济学。人文经济学不以纯粹的逻辑推演见长, 而是融合了社会学、政治学、史学、伦理学、文学等方法的经济学研究。在人文经济学的视野下考察《儒林外史》, 可以对这部名著的深湛之处获得新的体悟。

一、吴敬梓何以视“谋食”为读书人的人生要务

“谋食”是读书人的人生要务, 吴敬梓对这一命题的强调, 与明清时代读书人的生存状况有关。拿春秋时代、宋代与明清对比, 有助于理清这一命题所依存的政治经济背景。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 西周确立的封邦建国制度摇摇欲坠, 其典型表征是, 凭借血统获得诸侯、卿、大夫身份的群体, 整体上越来越缺少国家管理能力, 以致孟子感叹“人之有德慧术知者, 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 其操心也危, 其虑患也深, 故达” (1) 。孟子所说的“孤臣孽子”, 特指“远臣”“庶子”, 他们在血缘关系上与天子、诸侯较为疏远, 必须靠自己的德行与能力才能在社会上获得立足之地, 也正因为必须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磨砺自己, 所以他们才德过人, 足以承担天下“大任”。这里, 孟子没有说出的潜台词是, 那些不需要奋斗就天然拥有国家权力的“近臣”或“嫡长子”, 他们在能力和德行上的弱化乃是普遍现象, 虽然也有个别例外。孔子和他的那些弟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对于他们来说, 只要具备了以“道”管理国家的能力, 通常都可以获得高官厚禄。

当然, 这不是说, 一个“谋道”的“君子”, 从来不会遭受“谋食”的窘迫。实际上, 这种情形在所难免。所以, 在“君子忧道不忧贫”之外, 孔子还有个补充的说法:“君子固穷, 小人穷斯滥矣。” (2) 君子当然也有衣食窘迫的时候, 但不会因衣食的窘迫而放弃操守;小人一旦置身于窘迫的境地, 就会抱怨和胡来。孔子表扬颜回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道之心, 也是基于同样的理念。

从孔门弟子的经历可以看出, “谋道”的同时也就解决了“谋食”的问题, 这是一个概率意义上的常态;“谋道”的同时也会衣食不丰甚或短衣少食, 这样的情形虽也时有发生, 却不足以改变概率或常态。既然“谋道”者易于“谋食”, 也就不必把“谋食”当作人生的重要问题单列出来;需要把“谋食”单列的是不“谋道”的人, 他们生活的重心就是解决衣食之需。这样的人, 如果得不到“谋道”者的体恤和关切, 往往不免于饥寒, 所以孔子说:“耕也馁在其中。”

朱熹所生活的宋代, “君子谋道不谋食”的理念依然得到读书人的普遍认同。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 而在唐代开始大规模实行。在唐代社会中, 社会精英来自于两个不同的阶层。一个是从六朝沿袭下来的门阀士族, 他们不需要经过科举考试这道门槛, 仅仅倚仗他们的门第和基于门第的特殊教养, 就不难“身居要路津”。另一个是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的读书人, 他们既要与同样出身的士子竞争, 又要与门阀子弟竞争, 而在后一种竞争中, 因缺少相应的社会资源, 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所以, 唐代那些出身于普通家庭的读书人, 身居显位的极少, 像李白这样的“诗仙”, 杜甫这样的“诗圣”, 也不过“待诏翰林”, 或者做个“左拾遗”而已。

宋代是一个没有了门阀士族的时代, 那些贵族在五代的战乱中被扫荡无余。国家权力向科举考试的成功者敞开了大门。所以, 宋代出身于普通家庭的读书人, 身居高位的比例比唐代高出许多。我们所熟知的杨亿、晏殊、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范成大等政要, 都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唐代文人经常向达官贵人寻求生活资助, 而宋代文人通常耻于干谒。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宋代读书人的总体生活状况比唐代好出许多, “谋食”的需求未成为普遍现象。

明清时代的读书人, 尤其是明代中期以降的读书人, 就没有宋代读书人那么幸运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 读书人的数量迅速膨胀, 而国家提供的进士、举人名额, 虽有少许增加, 却相当有限。因为这些名额对应的是国家税收可以承受的编制, 是不能够随意浮动的。所以, 明代中叶以后, 数以十万计的生员, 有机会考上举人的, 比例极低, 连出贡也难度极大。据黄儒炳《续南雍志》卷三《事纪》:隆庆年间, 两京国子监生中举的比例, 也才三十分之一。各省乡试, 生员的中举比例就更低了。在这种背景下, 读书人中出现了两种相互关联的情形:一是不少读书人选择了经商之路, 一是许多经商的读书人热心于公益事业。之所以选择经商之路, 是因为那些未能中举的生员 (秀才) , 这样才可以较好地解决衣食之需;之所以热心于公益事业, 是因为这些“弃儒入贾”的读书人, 依然信奉儒家伦理。 (1)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就写于读书人的生存状况已迥异于春秋时代和宋代的境况之下。稍早于《儒林外史》, 清初那部大名鼎鼎的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 其中就有这样一段议论:

圣贤千言万语, 叫那读书人安贫乐道……我想说这样话的圣贤, 毕竟自己处的地位也还挨的过得日子, 所以安得贫, 乐得道。……倒还是后来的人说得平易, 道是“学必先于治生”。 (2)

《醒世姻缘传》所谓“后来的人”, 指的是别号鲁斋的元代大儒许衡。“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 (3) , 就见于他的《鲁斋遗书》卷十三《通鉴》。

所谓“治生尤切于读书”, “其立论依据, 说穿了至为浅显:读书人必须在经济上有基本的保证, 才能完成赡养老人、抚养后代的起码的人生责任, 才能维护个体的人格尊严和独立。否则, 一切高论只是空谈” (4) 。《儒林外史》视“谋食”为读书人的要务, 缘由在此。

二、从“谋食”的角度看《儒林外史》中的读书人

一个读书人是否有能力以正当的方式“谋食”, 这是《儒林外史》区别“贤人”、准“贤人”或缺少尊严者的尺度之一。

《儒林外史》中的“贤人”, 如“说楔子敷陈大义”中的王冕, 小说主体部分的虞育德、庄绍光, 构成了一个形象系列。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 都能以正当的方式让一家人“不愁衣食”。比如, 王冕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是替人作画。 (5) 庄绍光因其“征君”的身份, 皇上把玄武湖当做礼物送给他, 而玄武湖就是庄绍光的衣食之源。 (6)

虞育德是《儒林外史》主体部分最为重要的“贤人”, 有关他“谋食”的叙写格外充分, 也格外有意义。 (1) 为了“谋食”, 虞育德接受祁太公的建议, 学过看风水 (“地理”) , 学过算命, 学过挑选黄道吉日 (“选择”) 。后来, 同样与祁太公的建议有关, 虞育德读书应考, 考上了秀才 (“进了学”) 。有意味的是, 《儒林外史》中的王仁, 一个心地灰暗的廪生, 说到读书, 用的是这样的口气:“我们念书的人, 全在纲常上做功夫, 就是做文章, 代孔子说话, 也不过是这个理。” (2) 而人品一流的虞育德, 却坦率表明, 他之所以读书应考, 是因为做了秀才, 作私塾老师的机会就多一些, 收入也会增加, 家庭的经济来源更有保障。“谋食”本身就是理由, 不需要拿“谋道”来为它辩护。

《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的一个细节, 出人意外, 又在情理之中。一位庄农为生活所迫, 投水自杀, 虞育德叫船家把他救了起来。明明手头有十二两银子, 却只掏了四两资助庄农, 自己留了大头。

读过《水浒传》的人, 都记得鲁智深是如何资助金氏妇女的, 那真的是“倾其所有”。打虎将李忠磨磨蹭蹭, 不够爽利, 便被鲁智深奚落了一通。而如果拿虞博士和鲁智深比较, 岂不是也有不够“爽利”之嫌?其实, 《儒林外史》的深意就在这里:《水浒传》中的鲁智深, 是没有家庭的人, 他的做派所体现的并非人情之常, 而只是想象世界的豪侠之道。《儒林外史》中的虞博士, 则是一家之主, 为一家老小提供生活保障是他基本的人生责任;当他必须有八两银子才能保证一家人在几个月内的温饱时, 如果他居然拿这笔钱资助他人, 这不是品格高尚, 而是违反了基本的人情和伦理。“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3) 这是儒家的伦理。反之, 如果只是“老人之老”而置“吾老”于不顾, “幼人之幼”而置“吾幼”于不顾, 就不符合儒家的伦理了, 因为这不符合人情之常。儒家伦理是对人情之常的升华, 而不是对人情之常的背离。这一人情之常, 正是“谋食”的必要性所在。

《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的“四大市井奇人”可以算得准“贤人”。小说没有具体展开“四大市井奇人”的“谋食”生涯, 但寥寥数笔, 已可见一斑。“一个是会写字的。这人姓季, 名遐年。” (4) 季遐年没有家小, 寄食寺院就是他的“谋食”之道。“又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这人姓王, 名太。” (5) “一个是开茶馆的。这人姓盖, 名宽。” (6) “一个是做裁缝的。这人姓荆, 名元, 五十多岁, 在三山街开着一个裁缝铺。” (7) 后面三个“市井奇人”, 都有“谋食”的正当职业。

《儒林外史》之所以关注“贤人”或准“贤人”的“谋食”生涯, 是因为“谋食”是获得人生尊严的基本前提, 有许多读书人, 就是由于“谋食”无方而无力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 丧失了做人的尊严, 比如倪霜峰, 比如杨执中。

倪霜峰见于《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这个靠修补乐器为生的穷秀才, 生了六个儿子, “死了一个”, 其他五个, 都“因没有的吃用”, 四个卖到了“他州外府” (8) , 一个过继给了鲍文卿。倪霜峰何以沦落至此?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从二十岁上进学, 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 拿不得轻, 负不得重, 一日穷似一日。” (1) 倪霜峰的穷, 不是孔子“在陈绝粮”那种偶然的饥饿, 也不是颜回那种“箪食瓢饮”的贫寒, 而是终生在极度贫穷和丧失尊严的境况下挣扎, 这样的读书人, 连个体的尊严都维护不了, 还谈什么“谋道”?

为娄家两公子推重不已的“名士”杨执中, 也是因“谋食”无方而把生活弄得一团糟的人。他本来是一介廪生, 参加了十六七次乡试, 都未能中举。年纪老大, 选为应天淮安府沭阳县儒学正堂, “要去递手本, 行庭参, 自觉得腰胯硬了, 做不来这样的事” (2) , 于是把官辞了。假如杨执中另有较好的“谋食”之方, 辞官倒也罢了。其实又别无所长, 只好去给一家盐店做管事先生。做管事先生也行, 敬业就好。可他又看不起这种似乎与“谋道”不搭边的营生。结果亏空了七百多两银子, 以致被关入监狱。 (3) 一个连一家生计都维持不了的人, 又怎么能够“谋道”?

三、从“谋道”的角度看《儒林外史》中的读书人

对于那些有能力以正当方式“谋食”的读书人, 《儒林外史》则以是否有志于“谋道”作为臧否的基本依据。表彰“谋道”的“贤人”而贬抑那些不知“谋道”为何物的名利之徒, 吴敬梓的是非感是异常强烈的。

所谓“谋道”, 就是对社会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一己安乐、一家安乐之外, 还有对“国家”、社会的拳拳之心。《儒林外史》中的虞育德、庄绍光等人, 就是以“谋道”为人生最高目标的人。

这些“贤人”做得最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情, 是“祭先圣南京修礼”, 即大祭泰伯祠。《论语·泰伯》的首章就是孔子表彰泰伯的话:“泰伯, 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 民无得而称焉。” (4) 古代的帝王, 习惯于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产, 而泰伯却把即将到手的天下让给了他人, 论人品之高尚, 还有超过泰伯的人吗?所以迟衡山倡议建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 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 成就出些人才, 也可以助一助政教。” (5)

大祭泰伯祠请了虞育德来做主祭。之所以请他, 如迟衡山所说:“祭的是大圣人, 必要个贤者主祭, 方为不愧。” (6)

虞育德之“贤”, 首先在于淡于名利。杜少卿这样评价他:“这人大是不同, 不但无学博气, 尤其无进士气。他襟怀冲淡, 上而伯夷、柳下惠, 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 (7) 伯夷、柳下惠、陶渊明, 都是中国历史上以清节著称的人物。拿虞育德与他们相投并论, 这是很高的定位。《儒林外史》所写的一些事情, 也表明虞育德无愧于这一称许。比如, 虞育德五十岁那年, “中了进士, 殿试在二甲, 朝廷要将他选做翰林。那知这些进士, 也有五十岁的, 也有六十岁的, 履历上多写的不是实在年纪。只有他写的是实在年庚, 五十岁。天子看见, 说道:‘这虞育德年纪老了, 着他去做一个闲官罢。’当下就补了南京的国子监博士。虞博士欢喜道:‘南京好地方, 有山有水, 又和我家乡相近。我此番去, 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 团囗栾着, 强如做个穷翰林。’当下就去辞别了房师、座师, 和同乡这几位大老。” (1) 科举时代有“官年”和“实年”之别。“实年”就是“实在年庚”。“官年”就是填在表上的年龄, 通常要比“实在年庚”小, 有的甚至小出许多。之所以要把年龄填小, 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任用, 因为朝廷通常把好职位派给年轻的进士。果然, 虞育德因为填“实在年庚”而做了闲官, 一些比他大的反倒因虚报年龄而获得更有实权或发展空间的职位。此情此景, 如果不是虞育德, 而是另外一个人, 可能会懊丧之极。但虞育德却不在意, 因为他本不贪图利禄。如此清高的品节, 做大祭泰伯祠的主祭, 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虞育德之“贤”, 不只是表现在淡于名利, 尤其表现在他对社会风气的改善怀有执着的信念。

作为国子监博士的虞育德, 他总是尽力帮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解决“衣食之需”, 以造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第三十六回举了一个例子:南京中山王府家有个烈女, 托虞育德“作一篇碑文, 折了个杯缎裱礼银八十两”, 虞育德特意转托了杜少卿来写, “把这银子拿去作看花买酒之资”。 (2) 杜少卿有真才实学而又贫穷, 所以虞育德用这个法子来帮他。从《儒林外史》的提示看, 这样的事情, 在虞育德那里不是一次两次。第五十五回, 能诗善画而又贫穷潦倒的盖宽对邻居老爹感叹道:“你老人家七十多岁年纪, 不知见过多少事, 而今不比当年了。像我也会画两笔画, 要在当时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 那里愁没碗饭吃!不想而今就艰难到这步田地! (3) 在虞育德执掌名坛期间, 南京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是不必为生计发愁的。

虞育德以其表率士人的风范潜移默化地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善。《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 余二先生感慨地说:“看虞博士那般举动, 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 只是被了他的德化, 那非礼之事, 人自然不能行出来。” (4) 余二先生之所以发这样的感慨, 是因为他所在的五河县没有一个好的学官, 以致风俗败坏, 几乎泯灭了礼义廉耻。 (5)

与对虞博士等人的描写形成对照, 对那些不知“谋道”为何物的名利之徒, 如鲁翰林、高翰林等, 吴敬梓毫不留情地表达了他的鄙夷。

在明清时代的科举功名中, 进士尤为世人所重。盖生员 (俗称秀才) 没有做官的资格;举人虽有做官资格, 但不一定能做上官, 即使做上官, 也轮不到“肥缺”;进士的仕途就宽阔多了, 如果有幸成为三鼎甲或选为庶吉士, 还有机会进入翰林院学习任职, 即世人所艳羡的“清华之选”。翰林通常被视为未来的国家栋梁。因此, 像鲁翰林、高翰林这样身处“仙班”的读书人, 理当更多地承担“谋道”之责。

只是, 这两位居于塔尖的读书人, 却从来不把“谋道”当回事, 从来不把激浊扬清、改善社会风气当成与自己有关的事。以高翰林为例, 他最得意的事情是懂得八股文的“揣摩”之道, 他最开心的事情是跟钱麻子等梨园中人一起寻欢作乐。

第四十九回“翰林高谈龙虎榜”让读者充分领略了高翰林的得意神情。在迟衡山看来, 马二先生精于举业, 却一直考不上举人, 足以说明举业无凭。高翰林当即予以反驳。高翰林的反驳, 包含两层意思:“大场”即考举人的“乡试”与考秀才即“学道”的考试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考试;“揣摩”是举业的“金针” (秘诀) 。“老先生, ‘揣摩’二字, 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作, 没有一句话是杜撰, 字字都是有来历的, 所以才得侥幸。若是不知道揣摩, 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那马先生讲了半生, 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他要晓得‘揣摩’二字, 如今也不知做到甚么官了! (1) 明清时代的学道考试, 更讲究题目的灵活性, 而乡试题多给人堂堂正正之感。所以, 高翰林的话未尝没有一点道理。但他如此飞扬跋扈, 用一种只具有或然性的事实骂倒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 也太轻薄了。与科举考试有关的“揣摩”, 一是“代圣贤立言”, 要善于体会孔子、孟子等人的情事、口气, 要“说得像”;二是要善于体会大场主考官的口味, 以投其所好。高翰林说“揣摩”是举业的秘诀, 也未尝没有几分道理, 但堂堂翰林, 值得炫耀的仅是其长于“揣摩”, 不可鄙么?

人世间有许多赏心乐事, 而高翰林感到格外开心的是跟钱麻子这样的梨园中人一起谈笑。 (2) 人世间有许多令人不满的事, 而高翰林格外不满的竟是杜少卿。

他对杜少卿的鄙薄和不屑, 是一篇充满了“翰林气”的“高论”。这篇“高论”可以分为两层。第一层是说, 杜少卿的父亲已经是一个呆子, 因为他把官样文章都拿着当了真。“做官的时候, 全不晓得敬重上司, 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 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 他竟拿着当了真, 惹的上司不喜欢, 把个官弄掉了。” (3) 所谓“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 就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中的话。一个读书人, 理当把圣贤的教导落实在行动之中, 高翰林却把这种读书人鄙薄为“呆子”, 高翰林的人品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二层意思是说, 杜少卿乃杜家第一个败类。“诸公莫怪学生说, 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混穿混吃, 和尚、道士、工匠、花子, 都拉着相与, 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 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 搬在南京城里, 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 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 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 往常教子侄们读书, 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 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 (4) 杜少卿的才学 (其《诗说》令迟衡山佩服不已) 、品格 (辞去征辟, 迟衡山因而称赞他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见第三十四回) , 高翰林都视而不见, 他看到的只是杜少卿的“不会发达”。这样一个高翰林, 其人生境界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二十六回向知府的一段议论, 可说是对高翰林的准确鉴定:“而今的人, 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 和他说到传道穷经, 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 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 全然看不得! (5) 他们耽于名利, 而无意“谋道”, 这样的读书人, 理所当然受到了《儒林外史》的鄙薄。

四、“谋道”者的孤独与寂寞

《儒林外史》的深刻之处在于, 它不仅写出了虞育德这样以“谋生”为前提, 以“谋道”为目标的读书人, 而且写出了其孤独和寂寞。他们的努力未能改变社会的整体状况, 而随着他们离开舞台的中心, 社会风气更是每况愈下。在虞育德离开南京后, 《儒林外史》一再用侧面烘托的方式渲染“谋道”者的孤寂。

比如, 第四十八回, 老秀才王玉辉编纂了三部书, 一部礼书, 一部字书, 一部乡约书, 想到南京找一家大书坊刊刻行世, 以嘉惠来学。因虞博士已不在南京, 余大先生写了几封信, 让王玉辉带着, 去找庄征君、杜少卿、迟衡山、武正字。结果一个也没有找到。问邓质夫, 邓质夫叹道:“小侄也恨的来迟了!当年南京有虞博士在这里, 名坛鼎盛, 那泰伯祠大祭的事, 天下皆闻。自从虞博士去了, 这些贤人君子, 风流云散。小侄去年来, 曾会着杜少卿先生, 又因少卿先生在元武湖拜过庄征君。而今都不在家了。” (1) 南京的氛围已今非昔比。

第四十九回, 万中书推测迟衡山、武正字的学问, “想必也还是好的”, 高翰林当即不容置辩地断言:“那里有甚么学问!有了学问倒不做老秀才了。只因上年国子监里有一位虞博士, 着实作兴这几个人, 因而大家联属。而今也渐渐淡了。” (2) 高翰林这种不屑的口气, 折射出了南京的氛围。

第五十三回, 诗人陈木南与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后人徐九公子, 有一段颇有沧桑意味的对话。陈木南道:“可惜我来迟了一步。那一年, 虞博士在国子监时, 迟衡山请他到泰伯祠主祭, 用的都是古礼古乐, 那些祭品的器皿, 都是访古购求的。我若那时在南京, 一定也去与祭, 也就可以见古人的制度了。”徐九公子道:“十几年来我常在京, 却不知道家乡有这几位贤人君子, 竟不曾会他们一面, 也是一件缺陷事。” (3) 言谈之间, 那种沧桑之感令人神伤。

第五十五回, 写盖宽和邻居老爹一同游览泰伯祠, 尤为感慨万千:

那邻居道:“你不说我也忘了, 这雨花台左近有个泰伯祠, 是当年句容一个迟先生盖造的, 那年请了虞老爷来上祭, 好不热闹!我才二十多岁, 挤了来看, 把帽子都被人挤掉了。而今可怜那祠也没人照顾, 房子都倒掉了。我们吃完了茶, 同你到那里看看。” (4)

这一段叙写, 显然是呼应这一回开头的概述:“话说万历二十三年, 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 也有老了的, 也有死了的, 也有四散去了的, 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花坛酒社, 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 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 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 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 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 不足的就是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 颜、曾的品行, 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 冠、昏、丧、祭, 乡绅堂里, 坐着几个席头, 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 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 (5) 南京已完全不是昔日的南京!

综上所述, 足以见出“谋道”者的孤独与寂寞, 而《儒林外史》的不同凡响亦由此可见。吴敬梓对于现实的苍凉和灰暗有足够的了解, 但并不因此放弃对“道”的信念和执着。直指要害的现实描写赋予了《儒林外史》厚重品格, 超越日常的道义理想则赋予了《儒林外史》高远境界。在“谋食”与“谋道”两种视角之下, 可以更充分地观察到《儒林外史》的伟大。

【注释】

1 ()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156页。

2 ()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156页。

3 ()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331页。

4 ()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151页。

5 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58页。

6 ()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78页。

7 () 许衡:《鲁斋遗书》卷十三《通鉴》,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1,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35页。

8 陈文新:《吴敬梓话儒林:士人心态》, 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1995年版, 20页。

9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5页。

10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415页。

11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419页。

12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70页。

13 ()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195页。

14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620页。

15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623页。

16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624页。

17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627-628页。

18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299页。

19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288-299页。

20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147页。

21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117页。

22 ()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98页。

23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393-394页。

24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429页。

25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425页。

26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422页。

27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426页。

28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626页。

29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547页。

30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547页。

31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563-564页。

32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397页。

33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398页。

34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398页。

35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310页。

36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558页。

37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567页。

38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599页。

39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626-627页。

40 () 吴敬梓:《儒林外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620页。

(原載《暨南学报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