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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研究

【孙尚勇】从乐府看儒释道三教融合共生

 

中国历史上儒释道融合共生的文化机制这一命题极有意义, 它合乎中国文化在漫长历史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这一命题, 我认为至少应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和理解:第一, 三教融合共生的具体表现有哪些?第二, 促成三教融合共生的深层缘由是什么?历史上儒释道三教融合共生的表现, 在当代生活中比较常见, 也易于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 相关的讨论就比较多;而三教得以融合共生的缘由, 即其产生的文化机制相对就不是那么易于被理解, 因而有待深入探讨。

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开始发展并走向融合的重要阶段, 在近八百年的历史当中, 先是儒学宗教化, 大约同时佛教开始进入中原, 之后在佛教的影响下道教正式形成。这八百年同样又恰恰是乐府机构确立, 乐府表演艺术蓬勃发展, 乐府歌诗风格特色形成, 并对后来表演艺术和音乐文学发展形成巨大影响的重要时期。故汉魏晋南北朝乐府, 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上三教融合共生及其文化机制问题, 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在汉魏晋南北朝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 异域宗教音乐被吸纳到中国音乐体系当中。时间在推移, 历史在发展, 社会在变化, 而因缘于抗击威胁中原华夏国家数百年的北方游牧的匈奴族, 汉武帝积极推进汉王朝与独立于汉匈之外的力量的联合, 这客观上促生了历史上最早的较大规模的非侵略性的中西文化交流。汉《郊祀歌十九章》多学习佛教偈颂常见的重复程式、李延年改造佛教音乐《摩诃兜勒》为汉横吹曲二十八解等, 可能都是佛教入华初期影响中国文化的隐约的表现。 (1)

此后, 宗教人士也逐渐参与到世俗音乐活动中来。南朝有三位佛教徒最为著名, 分别是南齐的释宝月、梁代的释法云和陈代的释智匠。南齐武帝即位之后, 回忆其早年在襄阳和邓州一带的往事, 写了一首《估客乐》:“昔经樊邓役, 阻潮梅根渚。感忆追往事, 意满辞不叙。”并让乐令刘瑶谱曲演唱, 但没有成功, 于是他请宝月来做此事。宝月又另作两首同题诗, 几天乐曲就编排完成了, 齐武帝极为欣赏。 (2) 宝月还与萧子良、谢朓、王融等共同创制了《永明乐》。梁武帝曾让乐人为十位大德演唱西曲《三洲歌》, 其和声中有“啼将别共来”一句。法云认为“啼将别共来”之类悲伤的情调不适合在欢乐的宴会场合演唱, 建议将“啼将别”改为“欢将乐”, 梁武帝对此大为赞赏。 (3) 陈代释智匠编有《古今乐录》, 此书佚文主要见引郭茂倩《乐府诗集》诸序解, 是研究汉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学的重要文献。

与上述佛教人士对世俗音乐的深度参与相映成趣, 大量乐府歌诗与宗教亦有一定的联系。《乐府诗集》卷六十一《杂曲歌辞序》即云:“杂曲者, 历代有之。……或缘于佛老, 或出自夷虏。” (4) 乐府杂曲一类源于佛教和道教的不在少数, 典型者如王融《法寿乐》十二首, 分别歌咏本处、灵瑞、下生、在宫、田游、出国、得道、宝树、贤众、学徒、供具和福应, 很明显是用于特定佛教仪式的歌唱作品。庾信等人的《步虚词》则“备言众仙缥缈轻举之美”, (5) 属道教仪式乐歌。大量的这类作品中, 糅合了多重宗教思想, 反映了中国古代三教融合共生的特征。如古辞《善哉行六解》:“来日大难, 口燥唇干。今日相乐, 皆当喜欢。经历名山, 芝草翻翻。仙人王乔, 奉药一丸。自惜袖短, 内手知寒。惭无灵辄, 以报赵宣。月没参横, 北斗阑干。亲交在门, 饥不及飡。欢日尚少, 戚日苦多。以何忘忧, 弹筝酒歌。淮南八公, 要道不烦。参驾六龙, 游戏云端。”参考朱庆之和普慧的相关研究, 此诗开头所传达的对生命的极度焦虑和深刻的危机感受, 与佛教对世俗生命的否定有潜在的联系。 (6) 而面对几乎突如其来的生命的幻灭感, 汉人又是如何缓和思想上巨大的焦虑、消解内心沉重的危机的呢?诗的后面说, 希望帮助亲戚朋友却自身难保, 而可以做的就是大家一起享受音乐、美酒和歌唱, 修炼道教长生之术。在此四言二十四句九十六个字的诗中, 我们可以明确读出三教融合共生的消息。类似情形在其他乐府歌诗中也能见到。如古辞《满歌行》说:“为乐未几时, 遭时险巇。……凿石见火, 居代几时。为当欢乐, 心得所喜。安神养性, 得保遐期。”以上两首乐府诗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三教思想融合共生的现象, 颇有几分神奇, 因为它们是东汉中后期的作品, 那时仍然是儒释道三教发展的初期。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转折期, 学者往往强调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欲使思想趋于一尊;或习惯批评武帝郊祀和宗庙用乐喜好“郑声”, 排斥传统的雅乐。但事实上, 这些认识可能都是片面的。别的暂且不论, 仅就乐府歌诗而言, 如汉武之世的《郊祀歌·玄冥》:“易乱除邪, 革正异俗。兆民反本, 抱素怀朴。条理信义, 望礼五岳。”此数句或可证明, 武帝同等看待黄老和儒术。《郊祀歌·景星》说:“杂变并会, 雅声远姚。”这两句似又证明, 武帝同等看待俗乐和雅乐。

汉武帝设置乐府以完善郊祀乐, 与当时的民俗信仰和民间宗教有明显的关系。据《史记·封禅书》记载, 元鼎六年 (111) 平定南越, 汉武帝得到了嬖臣音乐家李延年, 他对公卿大臣们说:“民间祠尚有鼓舞乐, 今郊祀而无乐, 岂称乎? (1) 于是建立乐府, 郊祀开始使用乐舞。汉武帝时期先后于敦煌和大宛获得良马, 为此他写了两首楚歌:“太一贡兮天马下, 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 今安匹兮龙为友。”“天马来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汉《郊祀歌》中的两首《天马歌》便是由这两首作品改写而成, 当时汲黯还曾批评武帝说:“凡王者作乐, 上以承祖宗, 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 诗以为歌, 协于宗庙, 先帝百姓岂知其音邪? (2) 《史记·封禅书》中的今上“尤敬鬼神之祀”, 采用“越祠鸡卜”, 信任“方士言神祠者”、“冀遇其真”等记载, 与乐府歌诗所咏事实或可证明, 汉武帝是平等看待来自传统、方俗或异域的各种宗教的。

简言之, 汉武帝时期是儒释道三教发展的起步阶段, 汉武帝对待各种宗教思想的开放姿态, 造就了政治统一的中国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包容性, 这可能是儒释道融合共生文化机制得以形成的最初决定因素。

注释

1 一般信从汤用彤先生在其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观点, 但综合目前考古和思想史研究的新成果来看, 汤先生的判断是偏于保守的, 佛教于汉武帝时期经中亚传入中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相关研究参见孙尚勇:《感生、异表和胁生---由纬书及相关文献看西汉时期佛教对中土的影响》,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5, 109-119页。《郊祀歌》及李延年改造佛曲, 参见孙尚勇:《佛教经典诗学研究》,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231-236;以及《乐府文学文献研究》,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206-208页。

2 《乐府诗集》卷四十八《估客乐》题解引《古今乐录》,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1023页。

3 《乐府诗集》卷四十八《三洲歌》题解引《古今乐录》, 1032-1033页。

4 《乐府诗集》, 1282-1283页。

5 《乐府诗集》卷七十八《步虚词》题解引《乐府解题》, 1560页。

6 朱庆之:《东汉乐府民歌中的佛教影响---古词〈善哉行〉“来日大难, 口燥唇干”来源考》,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主编:《项楚先生欣开八秩颂寿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 2012, 526-539;普慧:《论汉译佛典对中古汉语文学的影响》, 《文艺研究》2016年第6, 41页。按, 所引乐府诗皆见《乐府诗集》, 不一一标注。

7 《史记》卷二十八, 北京:中华书局, 2013, 4, 1669页。

8 《史记》卷二十四《乐书》, 4, 1395页。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