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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研究

【田薇】析雅斯贝斯的文明形态论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的文明发展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现象,如何从总体上把握文明的进程,引发了思想家对于世界文明的哲学反思。继斯宾格勒、汤因比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将人类历史分别概括为8个文化、21种文明之后,雅斯贝斯也沿着同样的文化形态学思路,对人类的文明进程作出了新的独特的解释,提出了以轴心期文明理论为特色的文明形态发展论。这一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而有价值的思想,我们对此做一探讨。

雅斯贝斯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把握是以这一信念为基础的,即“人类具有唯一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目标”[1]。正是在这一信念指引下,他在文明进程中划定了一个轴心期。这个轴心位于人性形成的“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2],在那里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共同因素, 即人性的唯一本源的表现”[3],“自它以后,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4]从这个轴心出发, 雅斯贝斯建立了世界历史理解的共同框架,提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四种形态。

1.史前文明 这是人性开始孕育、文明开始形成的时期。这时,构成人类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出现了:语言的产生、工具的制造、火的应用、人群共同体的形成、神话和宗教意识的出现。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人第一次超出了生物学的规定,开始走向真正的人。同时,各种各样的文明现象也得以在某些地区发展起来。不过,一切都显得非常粗陋幼稚,而我们对它的了解也只是一幅模糊的图像。但尽管如此,史前时代的文明塑造了人性的基本特征,“预先决定了此后的整个历史进程”[5]

2.古代文明 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人类文明进入了第二种文明形态——古代文明。巴比伦、埃及和爱琴海文明、雅利安印度河文明、中国黄河文明这三个最早的古代文明形态相继在三个地区出现。国家的诞生,世界帝国的出现,马的应用,文字的发明,民族的形成,还有建筑和艺术品的出现,这一切都使得古代文明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史前文明的面貌,它再也“不是一个沉寂的世界”[6], 人发生了内在的转化,由非历史走向了历史。正是“随着历史的开始,人才真正成为人”[7]。不过,古代文明仍然“缺乏奠立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8]。所以,它虽然为之后的轴心期文明奠定了基础, 却又随着轴心期文明的出现而被淹没了。

3.轴心期文明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以公元前500 年为中心,地球上各地区发生了精神运动,标志着轴心期文明的到来。人类的精神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时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直到今天,人类文明仍然附着在这个基础上,靠其“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9]。 轴心期文明既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之点,也是衡量过去、现在和未来文明的标准。所以,它成为雅斯贝斯文明形态论的核心。

4.科技文明 科技文明形态发端于15世纪的欧洲,经过1718世纪的准备和发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面展开,成为轴心期文明以来人类文明在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的第一次全新发展。科技文明以欧洲为中心,科学技术是欧洲文明区别于其它文明的根本标志。科技文明时代使历史处于转折点,开辟了真正的世界文明史的起点。同时,它又造成了深刻的危机和灾难。揭示科技文明的危机,探求未来文明的方向,正是雅斯贝斯文明形态理论的指归。

在前后相继的四种文明形态中,轴心期文明具有非凡的意义。雅斯贝斯将之称为“突破期”,而之前与之后的三种文明则被称为“间歇期”。前一个间歇期为轴心期文明的突破集聚了必要的能量,轴心期文明则为以后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标准,而后一个间歇期既是轴心期文明的进一步展开,又为新的轴心期文明的突破进行准备。雅斯贝斯认为,我们可能面临新的轴心期,它将在新的基础上获得更加卓越的文明成就。在此我们看到,雅斯贝斯与斯宾格勒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一方面继承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方法,另一方面又纠正了斯宾格勒把世界文明割裂为一个个独立无关的形态的错误,坚持从统一立场出发把握世界文明史的整体,同时,也克服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宿命论和悲观主义。

在雅斯贝斯的文明形态论中,轴心期文明具有核心意义。它既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之点,也是用以认识和评价各种文明形态的基本尺度。

在雅斯贝斯看来,轴心期文明是人类精神的第一次大觉醒,“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10]同古代文明相比,它充满了种种不寻常的历史事件,形成了一系列哲学争鸣的精神运动。在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在印度出现了佛陀和《奥义书》;在伊朗琐罗亚斯德创建了袄教;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以赛亚、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在希腊贤者如云,有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修昔底德、阿基米德等,这一切都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具有一系列崭新的精神特点。

第一,轴心期文明第一次“出现了后来所谓的理智和个性”[11],人类开始确立起反思和自我意识,思想成为自身的对象。于是,“以前无意识接受的思想、习惯和环境,都遭到审查、探究和清理”[12],“截然相反的事物间的平静变成了对立和矛盾的不宁”[13]。人类开始敢于依靠自身,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超越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根据。第二,精神交流和精神传播运动发展起来,人的精神潜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第三,神话时代结束了,轴心期文明创立了“世界宗教之源端”[14]。理性的确立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经验也使人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于是,理性和经验向神话发起了斗争,结果导致对一种超然存在、普天归一的上帝的信仰。第四,与精神世界的繁荣相一致,社会领域也呈现出风起云涌的景象,它赋予轴心期社会剧烈的震荡与生机。

总之,轴心期文明体现着人性的根本飞跃,标志着人类精神达到空前的历史高度。不过,雅斯贝斯认为,轴心期文明并未达到尽善尽美,也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上升运动。相反,“它是一个既创造又毁灭的时代”[15]。一方面,轴心期文明获得的精神和人性飞跃的成就,只体现在个别贤哲身上,大多数人还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同时,轴心期文明也并不为全人类所占据,它只涉及少数区域。另一方面,轴心期文明因自由意向开始的运动,最后变成无政府状态,结果导致为重新克服混乱而建立起庞大的专制帝国,以及伴随这一过程出现的教条僵化和水平下降。

然而,雅斯贝斯又指出:“虽然轴心期局限于中国、印度和西方,虽然这三个世界开始并没有联系,然而,轴心期奠定了普遍的历史,并从精神上把所有人吸引进来。”[16]它对以后整个文明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在于空间上的普遍性,而是在于普遍的精神作用。轴心期文明作为一种精神酵素,作为人性的起源和内在的精神规定,作为对无限交流的精神要求,通过把人性引进世界历史,通过奠定人类存在的精神基础,而把统一性的内涵赋予了文明,由此导致文明结构的深刻变化。

首先,在所有地方,轴心期文明结束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古代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只被融化吸收,成为轴心期文明的组成部分,才得以保存下来。其次,“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限度里开始,但它在历史上却逐渐包罗万象”[17]。自从中国、印度和西方进入轴心期文明以后,生活在三个轴心区以外的民族,要么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依然过着非历史的生活;要么与其接触,整个民族和人性被拖进历史。“所有民族被划分为在突破世界中有其基础的民族和与突破世界保持距离的民族。前者是历史的民族,后者是原始的民族。”[18]再次,轴心期文明使人类文明具有了一种统一的意义。雅斯贝斯认为,从三个轴心区相遇之际,“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虽然相隔遥远,却“关切同样的问题,”一旦发生接触,就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在一起”[19],这赋予人类文明一种内在的精神统一性。因此在雅斯贝斯看来,斯宾格勒坚持各个文化的灵魂互不相干,不能沟通的观点是错误的。最后,轴心期文明构成了直至今日人们生活的精神基础,成为此后一切的标尺。雅斯贝斯说:“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其中思想的基本范畴,创建了人们至今仍赖以生活的世界宗教。”[20]为我们“提供了借以探讨其前后全部发展的问题和标准。”[21]自此以后,人类一直靠其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活。“每一次新的飞跃和精神创造,都要回顾或导向这一时期。”[22]“对我们来说,轴心期成了一种尺度。在它的帮助下,我们衡量各种民族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意义。”[23]因此,雅斯贝斯指出:“理解这个时期对于世界历史的整体观念是极其重要的。”[24]

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文明论包含了两条合理而富于启示的思想:第一,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平等的,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是没有地盘的,必须从人类文明的总体角度去把握各种文明的意义。在雅斯贝斯看来,世界文明进步的脚印并不是由东方迈向西方,无论从时间上还是意义上,都不存在黑格尔所说的从中国到希腊这种序列。“真实状况倒是它们是同时代的,毫无联系地并列存在着的一个整体。”[25]所以,那种根据18世纪以来中国和印度落后于西方的情形而断言“与西方相比,中国和印度没有正史”的陈旧观点,是“完全没有从总的意义上了解中国和印度。”[26]在此,雅斯贝斯对传统欧洲中心论的批判,肯定了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体现了他无偏见地把握历史的科学态度,其思想与斯宾格勒、汤因比关于各种文化或文明是等价的观点,也有某种相通之处。

第二,轴心期文明的实质在于精神创造,以此为衡量一切文明的价值和意义的标准,意味着精神文明对于文明进步的根本意义。在雅斯贝斯看来,如果文明的发展缺乏精神建树和人性内涵,那么,即使获得了巨大的物质技术上的成就,这样的文明也是空虚的,它不能为人提供真实可靠的内在支撑,不能为人确立合理的生活方式。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雅斯贝斯对现代科技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思想。

雅斯贝斯指出,科技文明就本质而言是西方文明。它包含了一种全新的因素,即科学技术,这使得西方文明区别于所有其它文明。科技文明时代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

雅斯贝斯认为,以中国、印度和希腊为代表的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直至进入16世纪时还是极为相似的,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却产生了极大的差异。“至公元1500年,当欧洲迈出前所未有的步伐时,中国和印度都准确地进入了文化衰退。”[27]在他看来,东方的中国在最近数百年中的文化一元倾向,使精神生活变成了静止干瘪的木乃伊。而在西方,则不断地发生决裂、跳跃和突破,“在突破中,各种各样的民族轮换地拥有其创造的时代。然后,从突破中,欧洲整体获得了它的生命。”[28]而科学技术的出现,更把欧洲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那么,为什么科学技术兴起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两大文化区域?为什么欧洲有持续不断的突破,而中国和印度却总是在延续它们自己的过去时存活?雅斯贝斯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西方的精神文化特点决定的。一是西方自古希腊始就懂得政治自由的思想。二是西方对理性的追求产生了开放、无限反省和精神的标准。三是西方获得了完全的个人自我中心的意识本质,这种自主个性充满了无限的自我启发力。四是西方不断去面临无法回避的现实世界,始终在世界之内寻找立足点。五是西方永远趋向一种普遍原则,但又不为之所封闭,由此获得无限的推动力。六是西方对宗教真理的追求,造成了追根究底的不懈探寻。由此雅斯贝斯断定,科学技术的根源很早以前就与日尔曼—罗马民族一起奠定了。借助科学技术,这些民族完成了历史突破,“开始了真正世界性的、全球的人类历史。只有这些民族,才仍然能在决定人类命运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29]因而,假如每种文化都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那么,“似乎只有欧洲通过实际成就证实了它的卓越”,因为只有“欧洲的发展路线单独地通到技术时代,这给予整个世界以一种欧洲的面貌。”[30]至此,雅斯贝斯不免有欧洲文化优越论的偏见之嫌。

我们认为,从东西方民族不同的精神特质、文化个性、思维方式等精神因素中寻求问题的解答,是一条重要的探索途径。但是,经济和政治、生产和生活的现实动力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事实上,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各种现实利益的驱动,与西方的精神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科学技术的兴起与进步。雅斯贝斯过分看重精神文化原因,不能不归之于一种唯心史观的思维模式。同时也必须指出,虽然科技文明兴起于西方,领先于东方,但这并不能证明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只能说明某个历史阶段上的辉煌。

在雅斯贝斯看来,科技文明的兴起意义深远,“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决定命运的伟大时刻。”[31]“自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以来,没有一个事件像它那样里里外外地彻底改变了世界。”[32]“它似乎将人类过去几千年中在工作方法、生活方式、思想和信仰方式方面的一切一扫而空。”[33]这使“我们全都意识到人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34]“现在,整体存在的新基础不可避免的奠定了。”[35]“历史第一次正在变成世界范围的,以现代交流赋予地球的统一性来衡量,全部先前的历史都只是局部历史的一种单纯的集合体。”[36]正是以此为新根据,雅斯贝斯把人类文明演进由四形态调整为三形态。首先是史前文明,然后是古代文明和轴心期文明构成的历史性文明,最后是科技文明开辟的世界历史性文明。在雅斯贝斯看来,轴心期文明建立的“统一性”只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存在。只有在科技文明通过技术手段,使地球联为一体,实现了世界交往的前提下,统一的世界文明才获得了真正的现实可能性。这一思想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时代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思想是一致的。

然而,科技文明虽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也包含着种种局限,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和后果。雅斯贝斯说:“客观的历史分析虽然揭示了西方在世界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首要作用,但也发现了西方的不完善和不足。”[37]对此,他以一种清醒的理智态度做出了深刻的批判。

首先,科技文明对科学缺乏真正的科学态度,这一点已成为“我们时代意识中的缺陷”[38]。他指出,三个世纪以来,虽然科学已“被普遍地传播和承认”,但实际上“大多数现代人根本不知科学为何物。”[39]一方面迷信科学,毫无批判地接受科学成果,把科学作为最终完成的知识,“希冀科学做力所不及之事。”[40]另一方面否定科学,“当对科学的迷信变为失望时,其反应便是否定科学,转而诉诸感情、本能和冲动。那时,一切祸患又都归咎于现代科学的发展。”[41]针对这种科学困境,雅斯贝斯指出:我们时代的紧迫的巨大任务,就是“纯洁对现代科学的意义及局限的理解”[42]。“只有这样才能巧妙地避开迷信科学和憎恨科学这一对谬误。”[43]这些见解显然触及到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认识根源,同时,也是对其反科学、反理性错误以及科学主义错误的批判。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雅斯贝斯的思想较之其他人本主义者确有某种过人之处。

其次,科技文明缺乏精神价值和人性内涵,科学“在精神上依然无能为力,因为大多数人只是占有技术发现”,这是“现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44]。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变成机械操作,每个人生存的目的似乎就是去完成一个个机械的任务。人变得越来越片面,缺乏灵性和创造。“精神已被贬低到只是为实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训练”[45]。“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46]。这正是世界和生活日益变得非人性,越来越缺乏意义和幸福的秘密。同轴心期文明的精神创造和人性飞跃相比,科技文明呈现为一个空虚的技术世界或实用世界,它正处于“精神贫乏、人性论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47]。雅斯贝斯的批判揭示了一个真谛:如果文明缺乏精神意蕴,则必然使人类生活陷于困境,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尤其具有启发力。

第三,科技文明由控制自然变为丧失自然和依附自然,造成了双重的生存异化。一方面,人类在技术上造成了“第二自然”,它把人从纯粹天然的自然环境中撕裂出来,使人丧失了根基,“成为在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48],另一方面,这又导致人更加依赖“第二自然”,以至于人离开自己的技术创造物便无法生存下去。这使得处于技术环境中的人,比面对不驯服的自然进行生存斗争的农民还要更不自由。雅斯贝斯在这里揭示的科技文明的异化图景,在当代世界更具深刻性和严重性。生态平衡、环境污染、地球危机等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已成为重大的时代课题。究竟应该怎样确立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是人类必须做出的抉择。

第四,科技文明由以人为目的到人以技术为目的,造成了技术异化和劳动异化。雅斯贝斯指出,在以机器为轴心的劳动生产方式中,人日益丧失主体地位,转变成技术工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处于再也不能想象其工作意义和工作目的的境地。”[49]“以前人本身是全部的主旨,现在变成了手段”[50],“服务于经济和技术的目的”[51]。因此,现代技术与劳动方式便“成为对人性的挑战”[52]。那么,异化的根源何在呢?雅斯贝斯认为,根源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人对技术的运用。因为技术只是一种手段,它是“为人的目标所规定,通过人的劳动而实现”[53]的,因此,“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些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下。”[54]人“为自己的生存而控制技术后果的方式”[55]将决定着人类的命运。雅斯贝斯的批判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具有某种相通之处,但囿于资产阶级学者的局限,他还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得出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论,但其思想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第五,科技文明使整个地球变为一个大工厂,将所有人塑成一个模样,导致人的普遍平庸化和群众上升为决定性因素,结果许多思想家变成为迎合群众口味而降低思想水平的人,这都意味着历史的下降。雅斯贝斯否定群众积极作用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功利性文明的媚俗倾向和人普遍的沉沦状态,因此,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六,科技文明带来了传统价值的解体,造成了深刻的价值危机。雅斯贝斯指出,作为西方传统价值观支柱的基督教在现代已变得站不住脚,对人道主义和科学的信任也已出现裂缝,伟大的精神力量已不再能支撑生活,虚无主义已成为现代主要的思想倾向。他认为,科技时代很可能使轴心期以来的全部文化传统失落,成为“精神灾难的物质基础和加速原因”[56]。应该说,雅斯贝斯的犀利批判确实揭示了西方陷入价值困境的事实。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虽然带来了物质福利,但并未给人生世界带来普遍的光明。精神危机,价值失落,人的异化,传统的遗失,这一切后果都是极其严重的。

面对科技文明的种种危机,雅斯贝斯一方面保持理智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也并未重复斯宾格勒的悲观论调。他对人性抱着坚定的信念,对未来文明充满希望。基于对人类文明形态发展史的考察,他认为,“正像第一个轴心期紧跟在一个漫长的间歇期之后”[57],在经历了第二个间歇期科技文明之后,也必将会出现又一个新的轴心期。事实上,由于科技文明造成的历史巨变,我们可能“已面临新的轴心期,它一定会建立统一的世界”[58]

总之,雅斯贝斯的文明形态理论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轴心期文明说是他的一个独特的理论贡献,成为研究文明史的一个重要概念。以轴心期文明为尺度的思想,意味着精神价值的创造对于判断历史进步的根本性意义。对科技文明的批判,则深刻揭示了西方精神文明的衰落和危机,阐明了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不一定带来历史进步的道理,必须完善人类的精神文化、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以及人性和信仰。只有人类自身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无疑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72074255595514810999 12281464651515146262186466727379112731121127380109111110111110111109114112112114127140121121142142142159 113113页。

[20][36]雅斯贝斯:《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7072页。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01期。录入编辑:斌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