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史家安德鲁·皮克林主编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①一书出版后，科学哲学出现了一种“实践转向”，即从传统的“理论优位”转向“实践优位”，从“实验室研究”，而不是“文本”中去思考科学的合理性问题。

科学与人文，即两种文化的分裂，虽然由来已久，如19世纪的“卢梭问题”，但在学术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是斯诺1959年出版的《两种文件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斯诺第一次非常明确地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反响。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斯诺1959年5月在其母校英国剑桥大学所做的演讲。在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斯蒂芬·科里尼(S.Collini)为本书的1998年版的序言里，科里尼指出斯诺的在一个多小时的里德演讲中至少做成了三件事：发明了一个术语——“两种文化”、阐述了一个问题——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的文化割裂，即所谓“斯诺命题”、引发了一场争论——围绕着“斯诺命题”展开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论战。

然而，在“斯诺命题”里，国内外学术界更为关注于“两种文化分裂”的问题，没有注意到在本书中，斯诺提出的“科学革命”的问题。如在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和2000年版本中，就去掉了原标题中“科学革命”这一术语，仅保留了“两种文化”。但仔细读斯诺的原著，我们可以发现斯诺实际上更关注于“科学革命”。斯诺的“科学革命”这一术语并非指“纯科学”意义上的革命，而是指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应用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高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这一工程使科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进入“大科学”阶段——科学技术的国家化与社会化，或者科学、技术与社会组成了一张无缝之网——技科学(technoscience-拉图尔语)，其主要特征之一是科学的研究与开发融为一体。只有在这一“大科学”的背景中，我们才能理解“斯诺命题”为何由两种文化的分裂演变为20世纪末的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全面大冲突——“科学大战”。也只有从这一角度，我们才能透过两种文化分裂与冲突的现象，在全球化政治经济格局中彰显其政治、经济乃至伦理的内蕴。否则“两种文化”只会处于斯诺所描述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长期分裂、鄙视甚至敌视状态，不会演变成20世纪末的全面的大冲突与对抗。引发这场对抗与冲突是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是“科学建构的社会化问题”；二是“科学研发所引发的风险社会的问题”。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侧重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视角对第一个问题进行剖析，并由此探索两种文化的融合问题。

一、斯诺命题

如果有人问，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文学家可能会回答，物理距离的迫近与心理距离的阻隔，这种咫尺天涯才是最遥远的距离；歌唱者可能会回答，答案在于“蓝天之外直达你心里”，这同样是说心理距离遥不可及。但在斯诺看来，这些距离并不遥远，因为他们仅仅反映了个体之间的心理空间差距。斯诺指出，世界上存在着两群人，这些人“才智接近、种族相同、社会出身差别不大、收入相差不多，但却几乎没有沟通”。②这两群人就是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他们活动的物理空间并不远，或许就像是柏林顿馆或南肯辛顿到切尔西之间只有几个街区的空间距离③，甚至完全可以存在这样的情况，某一(物理学最新进展的)物理学实验室，隔壁就是文学系莎士比亚文学研究所。这是地理上的一堵墙的空间距离，实际上却要比“几千英里的大西洋”还要遥远。当穿过大西洋之后，人们也会发现在美国的格林尼治村与英国的切尔西说着一样的语言，但是他们却听不懂麻省理工学院内科学家们所说的哪怕一个字，仿佛科学家们讲的是他们无法理解的藏语。这种分裂并不是某一特定的、局部空间下的产物，这是整个知识界的状态。斯诺指出，人类社会正日益面临着以科学家为代表的科学文化与以文学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文文化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是全方位的，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之间彼此无知、彼此蔑视，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分裂状态在英国剑桥大学两群教授中显得十分鲜明。如实验原子科学奠基者卢瑟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众多发现改写了科学的历史，实验室中原子的分裂声音回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可是他却得不到剑桥大学文学、艺术与哲学教授的欣赏与青睐，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文学知识分子似乎认为科学对自然秩序的探索是与他们无关的，科学甚至不能被称作是人类智慧的集体创造。因此，他们对科学家不屑一顾，甚至把科学家排除到“知识分子”圈子之外。反过来，科学家很少关注传统文化，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甚至可以说，科学家很少读书，即使读书，种类也很少。那些对大多数文学人士来说犹如是必不可少的面包和黄油的小说、历史、诗歌、戏剧等，对科学家来说什么都不是。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这源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结果就造就了两大知识分子集团的不同的思维方式：科学家群体关注于实验证据与逻辑推理，而人文学家群体却强调对具体对象的审美直觉上的把握，因而“两种文化中的人是不能互相交流的”。④这会使他们之间的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导致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

在两种文化的分裂中，斯诺站在科学一边。这除了源于斯诺的科学家背景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即在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保存相对完整的英国，科学家的出身都比较寒微，而文学家通常源于贵族家庭。就等级制度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言，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比英国更趋于保守。在英国的教育中，系统的古典人文教育一向是英国贵族显示其高贵出身和教养的标志，也是那些想跻身于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甚至下层人士的唯一通道。然而，近代科学及其革命促进了平民社会的出现，从而使以人文学术为核心的培养绅士的教育与社会传统受到严峻挑战，许多出身社会中下层人士就凭科学或技术成就跻身于精英阶层。斯诺家庭就处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层之间，而卢瑟福1871年8月30日生于新西兰纳尔逊的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

斯诺命题的一个不足是没有注意到各种社会学科。20世纪末所爆发的“科学大战”，由科学家与文学家的分裂转变为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文学家之间的全面大冲突。起因已不再是文学与科学之间的象牙塔中的彼此鄙视，而是科学技术国家化这一“大科学”的背景。

二、两种文化分裂的方法论根源——科学的逻辑重建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源于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问题。分界问题的研究，最著名的就是逻辑实证论的“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之分。1938年《经验与预言》中，赖辛巴赫提出逻辑实证论著名的“辩护的语境”与“发现的语境”区分的观点。赖辛巴赫提出两种语境之分，目的是想表明科学家的实际思维过程(发现的语境)与发现后的理论表征(辩护的语境)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他认为“科学发现”是不能进行哲学分析的对象，解释“科学发现”也不是认识论的任务，科学哲学只能涉及科学的“辩护的语境”。这种两分有两个重要的目的：(1)划定科学哲学与科学的经验研究途径(如科学史、社会学等)的界线。隐藏在这种区分背后的是这样一种基本假设：科学家提出一个科学理论的发现过程与对该理论的合理性的评价与检验无关。赖辛巴赫的两分的动机是对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提供一种理性的重构，但绝不去思考导致获得这种成果的实际过程。(2)表明没有“发现的逻辑”，就没有必要对发现语境进行哲学重构。赖辛巴赫指出对思维的逻辑关系的描述远非思维的实际运作过程，试图建立一个既有逻辑完备性，又准确反映出思维的认知过程的理论，但其中要排除科学的非认知因素，如文化、社会与心理因素。在一个相容的逻辑系统中，认识论的任务就是去表明思维过程“应该”是如何发生，而文学、社会学或心理学则关注“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科学哲学关注思维过程的逻辑重构，它反映出科学的本质。⑤二战后的科学哲学界普遍接受了这种区分，它几乎就成为科学哲学的主导原则之一。如拉卡托斯就把这种区分应用于科学的编史学。拉卡托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方法论是“合理重建的历史指导”。在科学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能够把科学史展示为体现出各种科学方法论原则的历史，从而达到对科学史的一种“合理重建”。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说明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拉卡托斯把其编史学概括为：“合理重建或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史是次要的。因为外部历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内部历史所限定的。外部历史对根据内部历史所解释的历史事件的速度、地点、选择等问题提供了非理性的说明。”⑥劳丹也希望社会学家遵守自己的本分，回到与思想史和认识论无关的科学的非认知因素的社会学中。为此，劳丹为社会学家设立了一种“不合理原则”(the arational principle)。按照这一原则，“只有那些在给定情况中并不属于理性牢固确立起来的思想，才是社会学要说明的合适对象”。⑦这种理性思想史与非理性的知识社会学的分工，逻辑规则成为科学理论成功的唯一评价标准。这一点界定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被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非理性因素之间的界线。

这种分界，导致人们把科学研究视为一种机械的“算法模式”，⑧其中心思想是把逻辑推理或演算视为科学及其实验的中心工作。观察语句[或经验语句]转化为理论语句就成为哲学分析的主要任务。但把观察语句转化为理论语句联系在一起的转译远非是直接明了的，为此，人们已经提出了若干种建立这些转译的方式，所有这些方式都采取了抽象的逻辑形式，例如，对应规则(correspondence rules)、协合定义、词典或者某种详尽的解释体系。科学成为“确定性”的同义词。在外行人看来，科学研究不过是“逻辑的翻转”。

在科学的外围，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主张对规范(普遍主义、无私利性、公有性与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的普遍遵从是由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系统所维系的。这些规范事实上指导着科学家们的活动，科学知识也只能在这些规范的控制中产生，因为它们能够消除科学家个体，甚至群体的动机，兴趣、文化负载与素质的多样化等非理性因素，使科学达到无偏见性与客观性。

总之，在二分的强制下，辅之以规范的科学社会学，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划出了一条强制性界线，把自然、理性与真理赋予科学哲学家，而把文化、非理性或虚假的问题就留给了人文社会学科，这是对人与物进行纯化而分离的讲述，自然科学负责讲述物，人文社会学科则负责讲述人。

三、两种文化的冲突方法论根源——科学的文化建构

20世纪末由“索卡尔事件”引发了科学家与人文社会学者之间的大论战——科学大战，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文化建构论(又称“社会建构论”)的兴起。20世纪50年代后，科学进入了“大科学”阶段，对科学技术的国家化与社会化这一现象的极端地扩张，就导致了对科学的客观性、真理与合理性的全面解构。这种解构最初源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尽管库恩反复告诉我们，他本人并不打算从根本上摧毁科学是理性事业这种观点。但是，《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许多读者，忽略了其中的众多微妙区分和模棱两可的说法，仿佛只听到一个声音：科学不是通过积累而得到很好确证的真理，甚至不是通过抛弃已被证伪的错误而进步，而是通过在一次次灾变过程中的世界观的巨变而“革命”。科学史从此就由获胜的一方来书写；不存在关于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只有属于不同范式的不可通约的标准；科学革命的成功，不是依靠证据与逻辑，而像政治革命的成功一样，靠的是宣传、文学修辞与对资源的控制；科学家转而忠实于一个新范式，这种转变与其说是一次理性的心灵改变，还不如说是一次宗教皈依。在皈依之后，自然在他看来是如此不同，以至我们几乎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随后出现了科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在有关“科学合理性”的正确解释中，被主流科学哲学家视为有待克服的那些难题，如证据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观察渗透理论等，却被这一转向视为从根本上摧毁了科学是一项理性事业的基础。如今常见到的说法是：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或在整体上反映着文化、利益、谈判、协商与征募的事情，或者是制造神话、叙事性文字等；诉诸“逻辑”“证据”或“合理性”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谎言，以掩盖对这个或那个共同体的压制。根据这种当下流行的看法，科学不仅没有认识论上的特殊权威性，也不具备任何独特的理性方法，它只不过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一个方面，与宗教、文学、艺术，社会学科一样，都是人类社会对这个世界看法的一种表达。更为极端的说法是，科学不过是一门政治。20世纪70年代后，当科学家与某些科学哲学家还保持着客观主义的立场时，不少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与几乎所有的科学社会学家都转向具有某种色彩的文化或社会建构论。

事实上，虽然科学哲学与文化建构论之间剑拔弩张，但两者在哲学上是一致的。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以康德赋予自然与社会的两分状态为基础，它不仅导致了“泾渭分明的学科研究中的思维方式……在一般意义上，这种思维方式是现代思想的核心”。⑨科学哲学家毫无疑问地以这条界线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科学哲学家一直以自然一端为其认识论基础，在其中，物自体被留给它们自身，没有能动性、被各种强加在它们身上的模式或范畴所塑造。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确保科学的超验的非人类特征，以避免唯心主义的谴责。而文化建构论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科学视为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事业。布鲁尔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用文化取代了康德的“自我”，要求用同样的社会学术语去对称性地解释科学的真理与谬误、自然与文化。然而，对称性原则的这种成功掩盖了布鲁尔论点中的不对称性，即用文化或社会，而不是自然去决定科学。结果，文化建构论开始从自然轴转向了社会轴。在康德的自然与文化的二分中，科学哲学偏向于从自然轴来机械地说明科学理论，其方法论是绝对主义，而文化建构论却偏重从社会轴来解释科学理论，其方法论是相对主义，并由此发展到对科学的全面解构，并上升到意识形态上的批判，从而导致了对20世纪末的科学家与人文社会学者之间的“科学大战”(详见索卡尔、德里达、罗蒂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四、两种文化融合的方法论根源——科学的实践建构

关键问题在于，无论是传统的科学哲学，还是后继的文化建构，都是以“科学理论”这种最终产品，而不是“科学实践”这一过程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当我们从“辩护的逻辑”进入“发现的语境”，从“文本”走向“作为实践的科学”，特别是在“大科学”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不仅不分离或冲突，而且是在相互交融中建构科学。

20世纪90年代后，“实验室研究”成为科学哲学与科学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主要领域之一。当“实验研究”转向“实验室研究”时，开辟出一个方法论力不能及的新研究领域。“实验室”扮演着作为方法论堡垒的“实验”所无法扮演的角色。实验室研究是在自然—仪器—社会的聚集体中思考着科学实践。所有这些自然、仪器与社会的因素就是建构科学事实的“异质性要素”。在这种聚合中，自然的所做、仪器的所做、科学共同体与外部社会的所做都相互交织在一起，并强化了各方，其中并没有什么预先就存在着的主导因素。在科学哲学那里，自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文化建构论那里，社会起主导作用，而在实验室研究中，自然、仪器与社会都是实践建构中的具有同等地位的异质性要素。科学实践关注着真实的科学实践——实验室科学——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在时间中相互共舞，关注在这种相互共舞中，科学事实是如何涌现、生成或内爆出来。“它对科学实践给出了一般的分析，我称之为冲撞。它又是一部关于时间和力量的著作，阐释了时间和力量这一哲学、社会理论以及科学的历史编纂学研究领域内的核心问题。”⑩这就是皮克林教授称之为的“辩证的新本体论”。

与此相应，实验室研究中出现了的各式各样的自然的生成本体论、物质文化，实验哲学与实验仪器哲学，还有自然—文化的建构论。鉴于本文的主题所限，下面仅讨论“自然—文化建构”的研究，尤其关注“文化—社会因素”在建构科学中的作用。

(一)自然的社会重塑

实验室是改变自然力量的途径。实验室是一个“强化了的”环境，它“重塑”了自然的秩序。即实验室所运用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即对象并非是那些以“自然纯粹形态”而出现的固定实体。事实上，实验室很少采用那些存在于自然界的对象。相反，实验室所采用的是对象的图像(它们的视觉、听觉或者电子等效果)，或它们的某些“纯化”成分。田野中成片的作物向实验室细胞培养的转变加速了观察的过程，细胞在培养瓶中的生长比成片的作物在田野中的生长要快。在实验室中，这些变化过程也独立于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这样，“自然秩序的时间尺度便臣服于社会秩序的时间尺度——它们主要受制于研究的组织与技术”。(11)这是一种被“驯化”了的“自然”，即实验室科学把自然对象带回“家”，使自然条件受“社会审查”，并在实验室中“以自己的方式”来操作它们。

(二)科学研究中的文字修辞与政治策略与技巧

在“大科学”背景下，科学事实不仅是实验室中技能与理性活动的产物，同样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的介入，如科学研究中的文字上的修辞技巧，科学家之间，科学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联盟和调动资源时所使用的各式各样政治策略与技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科学事实并非是对“自然”的镜像式反映，而是由实验室中各种自然与社会的文化要素所建构，是一种文化产品。

如美国生物学家毕晓普与瓦莫斯在1982年提出的原致癌基因理论(proto-oncogene theory)，198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这是一种用新的分析单位——基因——来研究癌症起因的理论。这种理论具有较高的抽象性，足以允许许多现有研究线索中的研究者在“致癌基因”标题下解释其关注的现象。

从生物学内部来看，这种理论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它依赖于重组细胞DNA与其他分子生物学的技术，这些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被标准化并成为常规的方法，它们非常容易地从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进入其他生物学实验室。抽象的、一般的致癌基因理论与特殊的、标准化技术的结合把新思想转化为常规活动，即利用重组DNA技术与选择基因作为共同对象，毕晓普与瓦莫斯把原致癌基因理论的兴趣转译为进化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学科中的兴趣，从而统一了不同的研究领域。这是其理论上的成功。这是征服自然的胜利

除了这种自然的维度外，这种理论最后的成功还要依赖于毕晓普与瓦莫斯在不同社会领域中文字修辞的说服力与政治策略与技巧。他们必须设计各种技巧与策略去说服相关的基金组织，让基金会相信它们在过去几十年内投资的工作的合法性与效率值得怀疑。而被说服了的美国国家癌症基金会(NCI)也带有自己的目的去游说国会议员，以增加资助这种新研究的拨款。对国会来说，其议员可向选民表明这是克服癌症的新希望，从而增加了其政治资本。对于制药工业来说，它是一种可能极具商业前景的生物技术商品。对于大学校长来说，它为重组“过时的”癌症研究机构，使它们融入时下流行的分子生物学提供一种机遇。对医生与致癌基因研究者来说，“细胞”与“癌症”具有不同的含义。研究者为了从事其研究，就需要协调他们的工作与医生工作的风格与兴趣，因为他们并没有权力要求医生服从，他们得说服，回报与奖励医生与护士，以使后者为他们的研究保存活体的器官组织。正是毕晓普与瓦莫斯的这些特殊的修辞能力与政治策略，使具有不同目的、不同利益的群体聚集在“致癌基因”的旗帜下。正如以研究这一案例而著称的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琼·H.藤村说：“癌症的科学知识是在众多不同的社会领域之间的交界面处被建构的。在此之前，没有一个社会领域拥有自己的问题或解答。癌症的问题分布在不同的群体中，每一个群体具有自己的议程、关注点、责任与工作的方式。然而，致癌基因理论的成功应该归咎于这种维持所介入所有群体利益的完整性的修辞能力。”(12)总之，借助于文字修辞的能力与政治策略，所有自然因素(基因)，各种不同的生物学专业，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还有流行病学家所揭示出来的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都搭上了这趟“生物学彩车”。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种博弈过程并不是时间上的延续并系，而是在时空中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复杂网络，其中任何一个过程或节点出了问题，网络就会坍塌，“致癌基因理论”就不会成为“科学”。因此，所有这些因素，包括文化—社会因素，都不是外在于科学实践过程，而是科学实践的内生变量。

(三)科学研究中的艺术想象

实验室研究强调科学的情境性，因而会突出研究者的个性，把它视为建构科学的文化要素之一。在实际的科学发现中，由于科学家的训练不同，所处的文化语境不同，会使他们的发现过程带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汤川秀树是日本京都大学的物理学教授，1934年他开创性地提出一种新的基本粒子——介子的理论，1949年，他凭这一贡献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中国古典哲学的启示对其创造性思维具有很大的启动作用。

他谈到了中国古代圣哲庄子对他的基本粒子研究的启发。他1961年的短文《庄子》，就记载了他受到的启发过程。他正在思索基本粒子问题时突然想到《庄子·内篇·应帝王第七》的一段话：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13)

倏和忽不知浑沌有自己的本性，出于好心，强行把它改造成为七窍皆备而清晰的人形，结果导致浑沌的死亡。在汤川秀树看来，粒子世界恰恰也是这种对立的统一，在可分割的粒子背后是未分化而且不可分割的浑沌。汤川之所以想到这个寓言，是因为他正在对三十多种基本粒子背后的物质到底是什么而感到困惑。他就想象基本物质可能就类似于浑沌，它可能分化为一切基本粒子，但它事实上还没有分化。

在回忆了这段往事之后他写道：“而且，最近我有发现了庄子寓言的一种新的魅力。我通过把倏和忽看成某种类似基本粒子的东西而自得其乐。只要他们还在自由的乱窜，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直到他们从南到北相遇于浑沌之地，这时就发生了像基本粒子碰撞那样的一个事件。按照这一蕴涵着某种二元论的方式来看，就可以把浑沌的无序状态看成把基本粒子包裹起来的时间和空间。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诠释是可能的。”(14)

汤川秀树还在李白的诗和基本粒子之间建立直觉联系。1963年，汤川提出关于时空量子化的基元域假设，他指出，空域概念正是老庄哲学对他思想发生影响的一种表现。相对立的四维时空连续域就是大诗人李白所比喻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一艺术想象的科学表述。

(四)科学研究中的伦理

实验室研究强调科学中“聚合”了自然秩序和文化—社会秩序。在这种聚合中，科学不仅受到了社会的介入，而且科学也介入了社会，这样，科学的认识活动会产生真实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伦理的影响，因此，科学实践哲学不把科学限制在纯粹理性的范围之内，它要求认识主体要对自身的界线、预设、权力和效果进行反思。我们的认识活动作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不仅介入了自然的构成，而且参与了社会的构成。这决定了科学在认识论上、本体论上与伦理上结合的可能性。所以，作为实践的科学，它在概念上、方法论上和认识论上总是与特定的权力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科学，作为干预社会的认识活动，在当下的全球化背景下，要对与认识相联系的参与者负责，要对生活世界负责，对世界的存在负责。

如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随着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的输出，所带来表面上是“生物勘探”的问题，背后却承载着太多的“生物偷窃”的经济与伦理问题。如“黄金大米”这一转基因食品，其研究与开发过程就合为一体。其中纠缠着由科学家、技术专家、实验仪器、实验对象、孟山都公司、美国塔夫斯大学、美国政府等各种各样的异质性要素所组成的一个行动者网络。黄金大米自研究之初就充满着争议。作为第一个全部转基因的食品，并且导入了不止一个外源基因，具有不确定的风险。具体争议包括：潜在致敏性、人畜体内与生态环境中的毒素积累、人畜体内病菌与外源基因的基因交流、物种间基因漂移带来的不可控因素、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威胁等。随着转基因作物品种由最初的烟草、棉花逐渐扩展至广泛食用的大豆、油菜、玉米、番茄、土豆、牛奶等，更多涉及人类健康和环境风险，安全性与效用之争愈发激烈。然而，基于各式各样的利益的驱动，这些争议被上述行动者网络有意识地掩盖了。

首先，黄金大米诞生之初的2000年，就充满着文化修辞的色彩。《时代》杂志封面就刊登了大幅照片，孩童在金色稻田前发出烂漫的笑容；专门网站www.goldenrice.org图文并茂地阐述着黄金大米将改善数十亿人的生活——“良好的开端，由食物开始”用了大号字体标出；大米推广者将通过“不侵扰当地传统的方式”来拯救每年数以百万计遭“营养大屠杀”折磨的濒死儿童。并列举出世界人权宣言第27章前2条，强调人人都有权分享科学进步带来的成果、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从最初的直白描式的“金黄”大米到后来的“黄金”大米的修辞学加工，本身就承载着对产品优越性的自负式想象，黄金的耀眼色泽迎合了那些自古推崇和偏好黄金的民族，特别是重要受试区的亚洲。如印度对金黄色的食品具有好感，很符合印度人的饮食习惯，所以在印度可食用的黄金大米被视为微笑与幸运的象征。针对中国这一重要受试市场，它专门设计了中文链接，介绍黄金大米项目的历史、内容、性质，特别加上了针对黄金大米常见的“热门问题”的回应，称黄金大米可显著缓解维生素A的匮乏，并回答了公众对单位重量的黄金大米β胡萝卜素含量极为有限的等质疑。这种文化修辞的策略同样体现在中国从事“黄金大米”试验的科学家身份上。从事相关试验的学者有两个身份：“教授”与“华人”。普通百姓对知识有一种崇拜，“教授”的身份特别引起人们的敬意。“华人”的面孔，同胞之情，语言相通，文化同一，更能获取“身份上的文化认同与亲和力”。加之利益的诱惑，使受试儿童伸出自己的小胳膊，忍受着肌肤之痛，去配合相关的试验。

其次，人体受试的伦理形变。“黄金大米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证实其有预谋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置受试者的权益与尊严不顾，完全背离了其所承诺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湖南儿童的试验过程中，“黄金大米—受试儿童”并不能构成合理的映射关系，即受试的衡南县儿童并无显著的维生素A匮乏症状，即使存在被医学公认的综合性营养不良，也可通过增加食品的种植或供应来自主提供健康支持。因此，黄金大米以欺瞒的方式完成人体试验，受试儿童承受伦理形变中的各种风险：(a)诱逼式风险——对受试者施加了不必需的风险，且这一风险带来的危害有可能是不可逆转的；(b)不公正的风险，黄金大米的人体试验为这一转基因产品后继研究提供了数据与信息资料，属于增值性知识内容。但其后继所创造的利益已不再属于或服务于受试方，而实验方和其他潜在知识和价值的分享者则成为主要受益方；(c)不被法律或道德许可的风险：生命世界机制的复杂致使药物或新型食品的人体受试不能仅仅是知会，而应辅以专业知识的传授，使受试者能够面对风险进行知情同意的选择。然而，黄金大米的研发者利用知识屏蔽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这一伦理失范行径公然挑战了包含30条人体实验所应遵循的伦理原则以及5条附加原则的《赫尔辛基宣言》，这一宣言将人的尊严视为至高的价值；(d)试验主体的对象化。黄金大米作为兼有药性和食用性的新产品，其人体受试应当遵循药物测试的程序。而转基因食品的受试催生了尚待深入反思的新型劳动力——实验劳动力(experimental labors)，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所指出的“可以度量的损耗性劳动力”，也不同于标准化生产方式中工厂流水线上随时间机械性操作的工人。与其说是实验劳动力参与受试，更准确的表述是他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系统正在接受风险测试，受试者经历了某种意义转换——肉体被技术意象化为某种物化存在，并与自主性责任、自我决策相脱离。儿童进入拘禁性的二元受试过程，在价值生产上就成为生产的经济要素；在生物学研究中成为可资利用的、那些潜在于身体，并具有效能的生化应答机制。生物学研究指向深层的利益性干预。生物医学中“天然本体论”的科学内容，通过作出关于“健康”和“福祉”承诺，似乎延续甚至强化了主体性意向，但实质是剥夺了人的天然整体性存在，使其在价值生产和资本流动中被对象化。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两种文化的分裂源于科学哲学中“逻辑的辩护”与“发现的语境之分，两种文化的冲突起因于20世纪70年代后的文化建构论对科学的解构，即把科学视为对社会利益，而不是客观自然的反映。两者的关键问题在于把科学视为理论，而不是实践，坚持自然与社会的截然二分。然而，我们如果把科学视为实践，从科学文本走向科学实践，我们就会看到由于“实验室研究”中自然—仪器—社会的聚集体的多维度性，即除了科学哲学关注的认知与方法论维度外，还涉及社会、政治、伦理、文化，经济等维度，这就要求科学哲学与科学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伦理学与经济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结合，才能给予科学以一种更加完整与全面的解释。这表明，在科学实践中，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并不分裂或冲突，而是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同时，在20世纪以来的“大科学”的背景下，随着科学的双刃剑所带来的“风险社会”问题的日益加剧，我们不仅要关注于“建构”科学的事实问题，而且更需要思考“应该建构”什么样的科学的价值问题，关注于科学的人文关怀，这样才能在高科技当下历史语境中，使物与人、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和谐的共同生成、共同存在与共同演化，使人类文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科学所展现出来其深刻的政治、经济与伦理的内蕴。

【注释】

①Andrew Pickering.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中译本为《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柯文、伊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④[英]C.P.斯诺：《里德演讲，1959年》，见《两种文化》，第2，14页，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

③柏林顿馆，位于伦敦市中心皮卡迪利大街上，曾经是大科学家波义耳及其家族的宅第，从19世纪中叶到斯诺演讲的时代一直是皇家学会的所在地(1857—1967)；南肯辛顿，伦敦市西南部的一个地区，这里有科学与工业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地质学博物馆，以及以其理工科的高水平教育和研究享有盛名的帝国学院。切尔西，毗邻南肯辛顿而靠近泰晤士河的一个地区，在斯诺演讲的时代为艺术家集聚之地。

⑤H.Reichenbach.Experience and Predic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4.

⑥[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63页，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⑦[美]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第207页，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⑧[英]哈里·柯林斯：《改变秩序：科学实践中的复制与归纳》，第137页，成素梅、张帆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⑨[美]安德鲁·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7页，柯文、伊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⑩引自皮克林教授2010年9月在“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讲座之一“New Dialectic Ontologies”。

(11)[美]希拉·贾撒诺夫等编：《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12页，盛晓明、孟强、胡娟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美]琼·H.藤村：《编织科学》，见[美]安德鲁·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183页。

(13)(14)[日]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第49，50页，周林东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