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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争鸣

【张英明】太平天国天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商榷

 

笔者曾经发表《太平天国宗教正名》一文, 认为太平天国宗教虽然是在西方基督教的启发下创立的, 但是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 是独立门户的新宗教。历史地看问题, 太平天国宗教是对中国“敬天畏天”、“以天设教”的文化传统的复归和发展, 因此洪秀全将自己创立的宗教定名为“天教”。[1]王国平先生发表题为《太平天国的“天”和“天教”———兼谈太平天国宗教的正名》的论文, 指出“太平天国文献在说到太平天国宗教时使用的名词是真道、真教和天教, ‘天教’并用以指称包括基督新教、天主教在内的广义的基督教, 而不是对太平天国宗教的‘命名’或命名意义上的‘自称’。”[2]在王国平先生看来, “天教”不是太平天国宗教的自我命名, 而是一种“广义的基督教”的“统称”。笔者在拜读之后, 发表了《太平天国宗教正名问题商榷》一文, 认为天教是太平天国宗教的自称, 亦即自我命名, 但在面对西方传教士使用这一名称时, 出现过“自称”和“统称”并用的现象。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自称”是“统称”的实质和前提, “统称”是“自称”的外延拓展, 亦即“一统之称”, 因此说到底, 天教还是太平天国宗教的自我命名。它之所以出现过“统称”的现象, 是为了在独树一帜的基础上, 要求西方传教士改宗太平天国天教, 亦即要求西方基督新教和天主教都“统一”为太平天国天教。[3]

太平天国宗教的名称涉及到它和西方基督教的关系问题。简又文先生曾经将太平天国宗教定名为“太平基督教”, 其理由是说“太平基督教是于基督教历史中在中国演化而成的一流派”, [4](p174)是“中国化的基督教”, [4](p2030)是“中西合璧耶儒一贯的新文化”。[4](p2054)王国平先生援引《洪仁玕供词》的一则资料, 来考辨太平天国宗教与西方基督教的派别关系。这则引文说洪秀全早年没有考取秀才, “后来得九本书名《劝世良言》, 书内说这拜上帝的道理, 他天生聪明, 从此大彻大悟。那道理就是《书经》内说的,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之意。乾吾父也, 坤吾母也, 故称天父。人都是天生的, 耶稣头一个发明天理, 故称天兄。虽敬奉耶稣, 却与外洋的天主教、辨真教微有不同, 究竟与孔孟敬天畏天一样道理。”[5](p415-416)王国平先生认为“洪仁玕的话应该这样解读:在洪仁玕看来, 如果说上帝教和基督教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就是糅合了儒家‘敬天畏天’的‘道理’。就其认同感而言, 洪仁玕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尽管上帝教含有儒学‘敬天畏天’的‘道理’, 但也只是使上帝教与基督教‘微有不同’而已, 而不是相反。说到底, 上帝教仍然只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派别或边缘教派”。[2]王国平先生主要以洪仁玕对基督教的“认同感”为依据, 推论出太平天国宗教“仍然只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派别或边缘教派”的判断。这在笔者看来, 其论据显得不太充分, 所以提出如下商榷意见, 以求不吝指教。

一、洪仁玕基督教认同感的变化

洪秀全当年通过梁发撰写的《劝世良言》, 了解到西方基督教的知识。他从中发现西方人信仰的独一真神, 就是中国古人曾经崇拜过的“上帝”, 而复兴这种古老的信仰, 又为拯救世道人心所必需, 因此仿效西方传教士去宣传拜上帝, 乃至创立新宗教。他最初常常袭用“真道”或“真教”的名称以自诩之, 但是在金田起义以后形成的《天父诗》中, 已开始称之为“天教”。[6](p441)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 西方国家的一些外交官和传教士相继前来走访。这些人进入天京以后发现太平军虽然敬拜上帝, 但是对“新约全书中所载天之子 (耶稣) 与天父的平等与圣灵的存在, 他们概不承认。”[7](p48)太平军崇拜的上帝是不是耶稣基督, 乃是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分水岭, 西方人很看重这个问题。他们希望太平天国能够纠正信仰上的“错误”, 从而真正推动中国的基督教化。

洪仁玕早年在老家花县跟着洪秀全拜上帝, 但是后来没有跟着洪秀全和冯云山去广西传教布道, 而是前往清远县某处村塾执教。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 洪仁玕因故受阻未能及时赶赴广西参加起义, 为了躲避清政府的追捕, 他避难于香港。在此期间, 他认同并且皈依了基督教, 做过英国伦敦布道会的布道士。1854, 他试图前往天京辅佐天王洪秀全, 但是未能如愿以偿。1858年他再次从香港北上, 并在次年终于进入天京。据伦敦教会老前辈事后回忆, 当洪仁玕北行时, “教会中人, 尝以马丁·路德相期许, 盖迩日太平天国之宗教, 极端腐化, 冀干王能一手改正之。”[4](p1901)他们期盼着他能够成为太平天国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将天教引上西方基督教的正轨。

然而, 事与愿违, 洪仁玕在天京很快就被天王的“训迪”所征服。他在一封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的信中说:“乃至京数日, 即蒙天恩高厚, 锡封王爵, 晋位军师。余猥以菲才, 当兹重任, 时惧不克负荷。有辜天恩;亦惟广传圣教, 普化世人, 以不负生平之素愿耳。为恨学识短浅, 体道未深, 是所浅仄。幸于接见真圣主以来, 时蒙圣训, 指示奥义, 其义见解知识, 迥出寻常万万, 言近指远, 出显入深, 真足使智者踊跃, 愚者醒悟。余日侍圣颜, 渥聍圣诲, 故不觉心地稍开, 志趣略进, 始觉此中乐趣无穷。迥忆此生得力之处, 是皆由昔与众先生讨论于前, 今沐圣主训迪于后也。”[8](p312-313)于是, 洪仁玕回归天教认同的轨道。

1860年夏, 太平军计划攻打上海。为了赢得西方传教士团体的支持与同情, 洪仁玕邀请英、美等国传教士访问苏州。这些传教士来到苏州以后, 发现洪仁玕已经“承认至少在略有不同的看法下承认他的领袖病时魂游天堂之所见, 以及因梦游而承受天命取得目前地位的说法”。[7](p112)西方基督教强调只有耶稣才是天父“所生”而非“所造”的“独子”, 故而彼此具有同一“神质”, 所以同为“一体”, 亦即同为“独一真神”。又强调除耶稣以外的人都为天父“所造”而非“所生”, 故而不具有那种和天父同一的“神质”, 这就使想做“耶稣第二”的凡夫俗子失去了神学根据。如同西方传教士所说, “按照我们的信仰, () 降世为人只有一次, 或者说人与神的结合只有一次, 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次。”[9](p168)洪秀全借助“天酉之梦”, 说自己是天父“所生”的次子, 而耶稣是他的长兄。这是西方基督教不能接受的。洪仁玕面对西方传教士, 之所以强调自己是在持有保留的态度下承认“天酉之梦”的, 是出于争取他们同情和支持太平军的策略考虑。为此目的, 他需要在西方传教士面前, 保持自己是坚定的基督教信徒的形象。然而, 西方传教士发现他在自己撰写的《立法制喧谕》、《钦定英杰归真》等文中, 却“宣称他笃信其族兄洪秀全从天父那里得到的启示”。[9](p106)英国外交官分析说, “在这件事上, 洪仁 () 已经取得了局部的成功, 英国传教士们仍然把他当做一种工具, 希望通过他在叛军中间推行宗教的复兴与净化运动。”但是, “另外一方面, 美国传教士中最有权势的人士无论对洪仁 () 的诚实抱怎样的想法, 却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假设把‘基督教’这个名词用于太平军所自我标榜的宗教, 那是不妥当的。”[9](p108)由此可见, 西方人对于洪仁玕的策略性话语并不是毫无觉察的。同时, 他们很快就发现他卷入了太平天国宗教的“大多数错误之中”。[10](p296)

洪仁玕来到天京以后, 西方传教团体对太平天国出现了一股“希望热潮”, 即希望太平天国运动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但是, 由于太平天国不论在宗教还是政治方面, 都坚持独立自主和唯我独尊的立场, “到1861年下半年, 几乎所有的传教士, 甚至包括哪些最表同情的传教士都已改变了看法, 断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同太平军一道有效地工作是行不通的。”[10](p269)186111, 洪仁玕对西方人明确地说, “他们‘不希望传教士到南京来’———作为初步的工作, 他们眼下在全国各地传教已经足够了, 但是, 一旦太平军征服这个帝国, 传教士们将会变得多余, 就不再需要他们了。”[10](p297)洪仁玕争取西方国家和传教士同情与支持的努力付之东流。1864年天京陷落以后, 他在败退途中和被俘以后, 对西方人多有愤激之词。例如说“他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好的外国人”;[11](p651)说西方人传教“名为叫人学好, 其实为他国中办事”;[12](p486)还谴责“鞑妖买通洋鬼, 交为中国患。”[20](p485)从中可见, 这时他不仅在信仰上排斥西方基督教, 而且在政治上对所谓的“洋兄弟”丧失了希望。因此, 天教和基督教实际上不是“微有不同”, 而是存在严重的原则性分歧, 故而双方互相怀抱的“希望热潮”转眼即逝, 不仅如此, 而且彼此积怨成恨, 绝情而散。

二、洪仁玕与“三位一体”论

西方基督教是希伯来的神学与古希腊哲学融构变异的产物, 所信奉的上帝是唯一的、先验的和绝对的精神存在, 是无形无象的灵, 是创世、救世和感化世人的独一真神。借用世俗语言来说, 基督教的上帝是圣父 (创世) 、圣子 (救世) 、圣灵 (感化) 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基督教通过“三位一体”的逻辑推论, 将犹太教的“信仰中心”雅赫维转型为耶稣, 将犹太教的民族神转型为世界神, 将犹太教的自然神转型为无形无象的灵。“三位一体”论是基督教全部教义的总纲, “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是基督教的“信仰中心”, 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分水岭。中国人“制名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一名不能指二实。”[13](p17)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 在中国人看来是一名指三实, 而不容易被理解, 因此成了西方教会传教中国的一大难题。

梁发是英国伦敦布道会的华人牧师, 他在与人当面介绍基督教知识, 会根据对象的不同, 考虑是否涉及“三位一体”论。例如, 他曾经告诉一位姓林的广州人, 说“神天上帝系纯灵之体, 合之则一, 化之则三, 故化之则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圣父者, 乃系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管理宇宙万国之人物。圣子者, 即降世为人之耶稣而救世者, ……圣风 () , 乃凡有善心之人或听过圣书道理或得圣书观看, 而圣风之德乃感动其心……。”[14](p175-176)梁发在《劝世良言》中, 似乎有意回避或淡化“三位一体”论, 故而直接将耶稣称为“神天上帝之子”。[14](p15)洪秀全最早依据《劝世良言》自学基督教知识, 因此对“三位一体”论有所不知、有所不明。在他的心目中, 该书说的“神天上帝”乃是“一名指一实”的词句, 指的是“一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并不包括也不能包括“神天上帝之子”耶稣。既然如此, 他何以不能把自己和杨秀清、冯云山等人都说成上帝的儿子呢?又何以不能将杨秀清封为“圣神风” (圣灵) ?但是, 西方基督教会的回答是否定的。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 西方传教士在和太平军接触中, 很快就发现“他们关于上帝的观念有着极大的缺陷。虽然他们明确宣称‘真神独一’, 但《圣经》中的启示, 圣子和圣父互为一体, 以及新教徒普遍接受的《圣经》中清楚明了的其他许多教义, 他们全都忽略了。”究其原因, 他们要么“是在不理解其真正含义的情形下使用它们”, [10](p148)要么就是“犯了可怕的渎神罪”。[10](p143)有的西方传教士还就“三位一体”论的问题, 向天王洪秀全直接提出质询。但是, 一直到1859年洪仁玕抵达天京以前, 太平天国方面都难以从神学理论上给出正面的回应。

洪仁玕来到天京以后, 很快就在《资政新篇》中为天王洪秀全解决了上述难题。他在该书中说“三位一体”论是西方赖以富强的“上宝”, 因为人们对它“一敬信间, 声色不形, 肃然有律, 诚以此能格其邪心, 宝其灵魂, 化其愚蒙, 宝其才德也。”真可谓人心齐泰山移。[6](p526)既然如此, 太平天国对“三位一体”论就不但不能忌讳之、回避之, 反而应当仿效之。洪仁玕接着用他的“视子如父”论解构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论, 说“上帝是实有, 自天地万有而观及基督降生而论, 是实有也。盖上帝为爷, 以示包涵万象;基督为子, 以示显身指点;圣神上帝之风 (圣灵) 亦为子, 则合父子一脉之至亲。盖子亦是由父身中出也, 岂不是一体一脉哉!总之谓为上帝者能形形、能象象、能天天、能地地、能始终万物而自无始终、造化庶类而自无造化、转运四时而不为时所转、变通万方而不为方所变, 可以名指之曰自有者, 即大主宰之天父上帝救世主如一也。盖子由父出也, 视子如父也。如讳此名, 则此理不能彰矣。”[6](p527)在此基础上, 洪仁玕为太平天国天教的“信仰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上帝是“一名指一实”的独一真神, 而之所以说耶稣和洪秀全能够和上帝平起平坐, 并且“显身指点”, 全是出于“视子如父”的缘故;如果说这也可以称为“三位一体”的话, 那是因为“子亦是由父身中出也, 岂不是一体一脉哉!”于是, 西方基督教纯属“灵”的“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就转型为太平天国天教的至高无上的自然神、祖先神。由此可见, 天教实际上是借助西方基督教的模式, 来复兴中华“以天为父”、“敬天畏天”的古老信仰。

自从洪仁玕“视子如父”的“三位一体”论出台以后, 太平天国就有了回应西方挑战的理论法宝。他们告诉西方传教士:“上帝属灵的说法不是真的, 洪秀全见过他。他就和我们中间的一人一样”。[10](p297)洪秀全重新解释了《圣经》, 宣称“上帝独一自尊, 基督是上帝太子, 子由父生, 原本一体合一, 但父自父, 子自子, 一而二, 二而一也。”[15](p344-345)因此, 他抨击西方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论不是真正的独一真神论, 而是“三帝”论。不仅如此, 它还把耶稣等同于天父, 则乱了天父家族的人伦纲常。只有太平天国天教才是名符其实的独一真神论, 因此他有理由要求西方传教士改宗天教, 也就是要求他们不要再把耶稣尊为上帝, 然而这是他们万万不能答应的。西方传教士认为“圣神风” (圣灵) 即上帝, 所以批评称东王杨秀清为“圣神风”是将东王说成是上帝, 这是对“神” (上帝) 的僭越和亵渎。现在洪秀全说:“圣神即是上帝, ……圣神风亦是圣神上帝之风, 非风是圣神也。风是东王, 天上使风者也。圣神自圣神, 风自风, 一而二, 二而一。子由父生, 原本一体合一, 但父自父, 子自子, 又合一, 又分开也。”[15](p345)洪秀全又说“父自父, 子自子, 弟自弟, 一而二, 二而一, 下凡间而名分定矣。”[15](p346)他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 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更改的天理纲常。洪秀全还宣布了他的新的“三位一体”论, 即“天父天兄天王三位一体也”, [16](p34)这是因为“视子如父理应当”。[17](p3)

西方人评论说:“按照他 (洪秀全) 的教义, 上帝是独一无二的, 并且无限地高于一切生灵———连基督也不例外。每当他谈起上帝、基督和他自己时, 就如同在谈一个家庭或一个人一般;他的寓意只是说, 他们在情感、兴趣和目标上是一个人。”[10]p266因此, “正如罗孝全先生所说的那样, 他认为他们 (太平军) 所崇拜的‘上帝’只是中国的‘上帝’, 而不是‘委办译本’中的‘上帝’。”[10](p270)于是, 西方基督教属灵的“三位一体”论, 在天教那里就变成了自然主义神学的“上帝宗族论”。在古老的农业中国, 要想维系这种植根于自然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上帝宗族”, 或者说理想的“上帝天国”, 就仍然无法离弃古老的宗法纲常伦理。正因为如此,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太平天国是一场激烈的反对孔孟之道的运动, 但是其天教讲的说到底是和孔孟敬天畏天一样的道理。此外, 洪秀全做过西方基督教的“自修生”, 然而他现今旨在自立门户, 所以很快就“拒绝通过传教士布道, 并且除了他自己的教义外, 不能容忍别的教义。”[10](p301)正因为如此, 所以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 他终于走到这种地步, 就是要拒西方基督教于国门之外。由此可见, 天教和基督教实际上不是“微有不同”, 而是各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和“信仰中心”的两种宗教。

三、洪仁玕与天教“真约”

历史上, 古老的中国以农业定居生活为基础, 人际关系具有稳定性和守恒性, 故而形成格式化的宗法纲常伦理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依赖血缘纽带和自然亲情的维系。它反映在神学观念上便是神界的家族化。犹太教主要根源于游牧文化, 游牧民族在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中, 其流动社会的不稳定性, 导致了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 因此需要依据契约来维系。它反映在神学观念上, 便是人类为上帝“所造”而非“所生”, 因此上帝维系自己和人类的关系, 所依据的就不是血缘纽带和自然亲情, 而是他和人类订立的神圣的“契约”, 违反契约者必受上帝的惩罚。西方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这种文化传统。它宣称得到了新的“天启”, 上帝和人类订立了新的契约, 即“天国近了, 尔当悔改”, 只有改宗新的“信仰中心” (耶稣基督) 的义人才能得救。于是, 基督教将犹太教的经书改名为“旧约”, 将自己的经书定名为“新约”, 并且认为它具有“永约”的神圣地位。新的“天启”亦即新的“契约”的出台, 使基督教获得了与犹太教展开“独立战争”的“合法依据”。

洪秀全早年通过塑造“天酉之梦”, 证明自己是“太平天子”, 曾经升上天堂, 接受“天父”交给的斩杀妖魔的正义之剑, 去“替天行道”, 创建“人间天国”, 从而为太平天国革命给出“合法根据”。太平军之所以相信它, 是因为它符合中国古老的“天道观”和“革命观”, 当老的王朝“气数已尽”之日, 便是新的“天子”降临之时, 于是新的王朝即将崛起。西方基督教说的“天启”, 主要指的是上帝与人类订立“契约”的事件。洪秀全的“天酉之梦”仍然是一种传统之梦, 它原本不含有西方基督教说的“天启”之意。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 和西方传教士的交往日见增多。天教包括“天酉之梦”在内的不少教义, 不仅在《圣经》里找不到根据, 而且和基督教的教义多有抵牾、多有冒犯, 故而常常受到西方传教士的质疑或谴责。于是, 太平军中随之出现思想混乱。这在太平天国领导人看来, 就等于挑战自己作为上帝之子的神圣地位以及革命的合法性, 因此必须给出回应。185477日颁布的天父圣旨说:“天父因凡间子女, 或有轻视圣旨, 泥执约书, 故特诏约书有讹当改……”。同时, 东王杨秀清还代天父传言, 宣布中止出版西方基督教的圣经。[5](p329-330)后来洪秀全也说过“新约有错记”, [18](p85)并且对基督教的圣经进行批注和删改, 然后准许刊刻发行。他们曾经以为这样做了以后, 就可以在太平军面前巩固自己的神圣地位以及革命的合法性, 但是西方教会团体却不依不饶, 这就需要想办法从神学理论方面下功夫对付之。

洪仁玕来到天京以后, 帮助洪秀全理解了基督教所说的“天启”和“约书”的涵义, 为太平天国解决了上述难题。他在《钦定士阶条例》中宣布:“一拟文士子所习之经, 须钦遵圣诏, 习理旧约、前约、真约诸书。旧约即旧遗诏圣书, 前约即新遗诏圣书, 真约即天命真圣主诏旨书, 以及钦定天条书、三字经等, 皆宜时时攻习, 以悟天情。”[6](p561)洪秀全早年自学西方基督教知识, 受《劝世良言》的影响, 将基督教的《旧约圣经》称为《旧遗诏圣书》, 将它的《新约圣经》称为《新遗诏圣书》。太平天国前期, 杨秀清代天父传言形成的文书被称为《天父圣旨》, 萧朝贵代天兄传言形成的文书被称为《天兄圣旨》, 天王的文书被称为《天王诏旨》。同时, 这几类文书又被统称为《天命诏旨书》。现在, 洪秀全经过洪仁玕的点化, 终于认识到“天启”和“约书”的真实含义和重要性。于是, 他宣布自己通过“天酉之梦”获得了上帝新的天启, 上帝和他订立了又一份新约, 就是授权他斩尽妖魔, 创立“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 亦即“合古今前后天上地下人间为一大统”的“上帝天国”。[8](p46)既然如此, 他就有必要宣布基督教的“新约”已经过时, 因此将它改名为“前约”, 又把太平天国的“天命诏旨书”正名为“真约”, 即“真正的新约”。洪秀全还向西方传教士颁诏说:“朕来乃是成约书, 征言福者在斯乎天国迩来今真来”。[8](p53)又说“今蒙爷哥恩下凡, 旧前约外真约添。”[17](p3)

于是, 继犹太教的《旧约圣经》、基督教的《前约圣经》之后, 太平天国天教的《真约圣经》崛起了。从此以后, 西方基督教“新约”的“永约”地位就被太平天国天教的“真约”所取代, 后者才是代表上帝检验真理的最权威的标准。既然如此, 西方传教士就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再对太平天国天教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了。不仅如此, 就连他们的“前约”也必须接受天教“真约”的检验和裁判。例如, 美国传教士花兰芷18608月走访天京, 发现章王林绍璋礼拜上帝的仪式与基督教圣经的规定不符, 故而向他指出:“凡是背离《圣经》所规定的, 都是错误的。”[9](p120)章王理直气壮地作了一番辩论。花兰芷在报道中将章王的辩辞转述如下:“他 (章王) , 天王从前曾经升天, 亲见天父。我们 (基督教) 的天启是远从一千八百年前传下来的, 而他们 (太平军) 却得到新的、另外的天启, 因此他们可以实施另一种礼拜仪式。”章王还“毫不介意地承认:天王的启示并不与《圣经》符合, 但是他说, 天王的启示因为比较新近, 所以更加具有权威性。”[9](p122)花兰芷在这份报道中说“他们 (太平军) 得到一种即将成为他们的真理标准的新启示, 并且具有充分的资格教导我们。事实上, 他们手中掌握着一种根据他们的说法务要我们遵从的天条。”[9](126)正因为如此, 所以洪秀全自以为有权力要求昔日的老师罗孝全改做他的门徒, “向其他外国人宣扬他的宗教”。罗孝全事后说洪秀全还发出过警告:“如若我不相信他, 我将同犹太人不相信救主 (耶稣基督) 一样归于灭亡。”[19](p72)当年的这句话是基督教徒对犹太教徒说的, 现在轮到天教的教主对他的基督教先生说这句话了。

四、余论

历史地看问题, “基督教是犹太教的私生子”, [20](p27)起初属于犹太教的异端教派。但是, 当它确立起了新的“信仰中心”、新的“天启”、新的“契约”以后, 它就彻底的告别了东方犹太教, 而转型为新的独立发展的西方宗教, 亦即以信仰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新宗教。太平天国天教起初可以算是基督教的异端教派, 或边缘教派, 虽然它一开始就显露岀了强烈的自尊、自主和自立的文化性格。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奠定了天教势必独立发展的历史基础。正因为如此, 所以一旦获得了新的神学理论的支持, 天教就会断然告别西方的“先生”, 而独树一帜。洪仁玕提出的“视子如父”论的“信仰中心”, 和“新天启”论的“真约”, 帮助太平天国天教最终完成了从基督教的异端教派向独立的新宗教的转型。因此, 太平天国的宗教和西方基督教并不是“微有不同”, 而是大有不同。洪仁玕所谓的“微有不同”, 只是在《供词》里的一种随机的说法。如同前文所述, 他实际上早已不认同西方基督教了。西方传教士曾经把洪秀全看成中国的“穆罕默德”。[10](p270)穆罕默德是阿拉伯民族的先知, 他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创立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拥有自己的“信仰中心”和新的“天启”, 以及由此形成的《可兰经》, 故而发展成为阿拉伯民族独立的新宗教。简又文先生虽然将太平天国宗教称为“太平基督教”, 但是他也看出问题可能不是那么简单。所以, 他做过如下假设:“倘使太平革命果能成功, 则凭其政治权威以武断一切, 则此所谓‘真约’者, 又安知其不成为回教之《可兰经》乎?[4](p1898-1899)由此看来, 在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行者中, 洪秀全是“穆罕默德”式的人物。他仿效西方基督教创立起来的天教, 必然是独立的新宗教。

关于太平天国宗教正名问题、以及它和西方基督教的关系问题的争鸣, 有其不可轻视的学术意义。国内学术界有过一种看法, 认为近代中西文化对话存在错位的现象, 就是不在文化的同一层面展开对话, 而是以中国的精神文化和西方的物质文化对话, 这就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健全发展。如果的确如此, 那么太平天国可能就是一个例外, 虽然它并未成功。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岭南乡村知识分子, 在古代“亚洲的中国”开始向现代“世界的中国”转型的历史关头, 贡献了以中国的“论语文化”和西方的“圣经文化”对话的成果———太平天国天教。它所隐寓的深远意义和历史价值可能还要经过较长的时间, 才能被学术界所认识和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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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尔纲, 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 [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0]罗尔纲, 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 [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所谓“委办译本”指的是1843年英、美传教士开始在香港合译的中文《圣经》, 该书在1852年出版.引文中罗孝全说的意思, 是指太平军信仰的不是西方基督教的“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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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