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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争鸣

【李淑梅】马克思对卢格的批判与社会政治哲学的构建

 

无产阶级作为自为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社会背景,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觉醒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主观条件。马克思于1844年7月底撰写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变革>一文》,就是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及其在工人起义中作用的反思,它通过对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卢格政治哲学的批判,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相异于政治理智的社会理智,是要求变革私有制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整体性的观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灵魂。社会理智产生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实践,标志着无产阶级的觉醒。马克思通过发现工人起义的社会理智因素,提出超越资产阶级政治哲学、构建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哲学的任务。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一、政治国家的本质与社会贫困

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卢格是最早将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的人物之一,他坚持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卢格的主张曾对青年马克思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当马克思转向社会主义和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就同卢格发生了思想分歧,这在他们共同创办《德法年鉴》的过程中就已逐步显露出来,而在对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看法上,即在如何对待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如何认识贫困的根源、如何看待政治国家的本质等根本问题上,他们的思想截然对立了起来。

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因不堪忍受极度贫困的生活而举行起义,他们捣毁工厂主的机器、厂房和住宅,销毁账目,明确提出消灭私有制的口号。然而,这次起义最后遭到普鲁士军队的武力镇压。西里西亚起义突出了工人的贫困问题,普鲁士国王被迫颁布敕令,以示关注这一问题。卢格1844年7月27日在巴黎的《前进报》上刊登了《普鲁士国王和社会变革》一文,认为在非政治的普鲁士国家,人们缺乏普遍的政治理智,不仅国王不理解贫困的普遍性,起义工人也不了解贫困的根源。他由此断言,这次起义是弱小织工的局部性行为,是狭隘的地方性事件,并不具有普遍的政治意义。此文署名为“一个普鲁士人”,这容易使人猜测作者是马克思。马克思为了表明自己对织工起义的态度,为了防止卢格的错误观点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立即撰文反驳卢格,马克思的论文刊登在8月7日和10日的《前进报》上。按照卢格的说法,好像具有政治理智的政治国家就可以消除贫困了。马克思以当时英国和法国普遍存在贫困的事实说明,即使完成了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即使人们普遍拥有政治理智,也不能消除贫困。在英国,工人的贫困是普遍的现象,它不断由工厂区向农业区蔓延。赤贫是“全英国的流行病”,“它在时间上周期性地重复,在空间上不断地扩展,而且一切补救的尝试都无济于事”[[1]]。在法国,拿破仑曾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在一个月内消灭行乞,但结果是穷人的生活更加悲惨。

在英国等存在着不同政治党派的国家,贫困被当作“特殊的政治问题”,被当作与之对立的政党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结果。这种党派间的相互指责无论多么激烈,都没有发现“贫穷的原因在于一般政治”,即在于国家的本质,至于如何通过社会改革来消除贫困,它们都未曾考虑过。资产阶级甚至把贫困看作穷人自己的罪过,看作一种犯罪行为,对穷人予以镇压和惩罚。英国只是用消极的行政管理措施和慈善措施来处理贫困问题,甚至干脆把贫困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马尔萨斯就认为,贫困是由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自然规律造成的。

在英国和法国,官方还把贫困归咎于行政管理上存在的缺欠,试图通过改善行政管理手段来解决贫困问题。马克思把贫困与国家的本质联系起来,说明贫困的原因在于国家的本质,如果只改变行政管理形式,贫困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现行国家的本质是维护私有制,因此,所谓贫困的根源在于国家的本质,也就是在于国家所维护的私有制的本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是现代的奴隶制,国家就是建立在这种奴隶制之上的,国家和私有制社会具有内在的联系。国家的这一本质决定了作为国家形式的行政管理机构对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是无能为力的,对贫困的存在是无能为力的。

由上可见,马克思以英国和法国政治革命后的经验事实证明,政治理智不能揭示贫困的根源,由政治理智指导的政治革命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卢格把解决德国贫困问题的障碍归结为德国人缺乏政治理智,这并未切中时弊,对于解决贫困问题无济于事。

 

二、政治理智与社会理智的对立

马克思高度重视思想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它关系到能否认识工人贫困的根源,关系到对贫困的解决方式和途径。卢格推崇的政治理智是有政治局限性的意识,它阻碍人们发现社会贫困的根源。马克思赞赏德国起义工人表现出的高度理论素质和彻底革命精神,从中窥见到社会理智的因素,即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因素,提出要用社会理智代替政治理智。

卢格以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教育者自居,主张通过教育和教化唤醒人们的政治理智。他相信,“政治理智定会发现德国社会贫困的根源”[[2]]。马克思指出,政治理智是局限于政治范围的理智,它越敏锐、越活跃,人们就越被它所蒙蔽,越不能认识社会缺陷的根源。法国大革命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的政治理智非常发达,政治热情极为高涨,以至人们的视野只局限于政治范围,只看到政治弊病,将贫困这一社会缺陷看作政治弊病的表现。“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们根本没有在国家的原则中看出社会缺点的根源,相反,他们在社会缺点中看出政治弊病的根源。……政治理智越在一方面发挥作用,因而发挥得越充分,它就越相信意志是万能的,就越分不清意志的自然界限和精神界限,因而也就越没有能力发现社会缺陷的根源”[[3]]。政治理智表面上是理智的,实际上是非理智的,是对意志的崇拜,是意志万能的观点。在它的支配下,人们的政治反抗行动沦为政治骚动,无产阶级在这种骚动中只能无味地牺牲自身。

在英国和法国,无产阶级起初受资产阶级政治理智的蒙蔽,只是在政治形式方面思考问题,把贫困的根源归结为政府组织形式的弊端,以为只要变革政府组织形式,就可以克服这一弊端。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的起义就是典型事例,里昂的工人只是把民主共和国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不懂得他们应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因此,他们的起义被资产阶级所利用。与之不同,德国的工人起义在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理论性和自觉性”。德国的工人起义虽然只是发生于西里西亚的纺织工厂,但由于它具有社会革命的自觉目的,因而具有超越狭隘的政治理智的普遍意义。马克思评论道:“产业工人的起义不管带有怎样的局部性,总包含着恢宏的灵魂,而政治起义不管带有怎样的普遍性,在其最庞大的形式中却隐藏着狭隘的精神。”[[4]]

马克思进而指出,政治理智不是穷人的理智,而是拥有私有财产的人的理智。只是那些有了一定私有财产的人,才会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反对政治特权,要求改变自己政治上的无权地位,获得政治统治权力。因此,不是社会贫困产生政治理智,相反,“倒是社会丰足产生政治理智。政治理智是唯灵论者;已经有些家当,已经惬意地过着优裕生活的人才能有这种理智”[[5]]。这表明,政治理智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不能把它与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智混为一谈。

卢格蔑视德国的工人,认为他们“除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厂、自己住的那个地区外,什么都看不见;整个这一问题直到现在还被洞察一切的政治灵魂搁置一边”。马克思批判道,德国虽然在经济和政治上落后,但德国工人由于受到封建专制和资产阶级的双重盘剥和压迫,因而具有很强的革命性。此外,德国是“哲学的民族”,德国工人深受民族哲学文化传统的影响。上述情况决定了德国工人具有很高的理论素质,这从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中就可以看出。起义工人不仅摧毁机器、厂房和厂主的住宅,而且毁掉账簿和财产契据,不仅打击公开的敌人——工厂主,而且打击隐蔽的敌人——银行家。作为起义号令的织工之歌“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无产阶级一下子就决不含糊地、尖锐地、毫不留情地、威风凛凛地大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6]]。

起义工人已经认识到,正是私有制使他们处于贫困的境地。可见,他们已经自觉地为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马克思高度赞扬这次起义表现出的自觉意识,指出西里西亚起义的优越性在于,它在开始时就达到了“对无产阶级本质的意识”[[7]]。而这种意识在英国和法国工人起义结束时才达到。因此,马克思把德国无产阶级称作“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显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对无产阶级本质的意识”,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德国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得到理论的表述。马克思把这部著作称作德国工人的“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它超越了阐述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任何一部著作。在这一著作中,魏特林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原始时期、私有财产发生和发展的不平等时期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时期。他厌恶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私有制,提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

源”[[8]]。

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少数人抢光了多数人的财产,才形成了有钱有势的富人和一无所有的穷人的对立。这是一种坏社会、病态社会,应该通过社会革命铲除它,建立和谐自由的理想社会。尽管魏特林的共产主义理论带有空想的、平均主义的缺陷,但它显示出德国工人优越的理论素质。马克思当时正在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把魏特林的著作列为参考文献。

马克思从德国工人具有社会理智的起义看到了德国进行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指责卢格对政治理智的崇拜脱离了德国的特殊国情。马克思认为,在英国和法国,政治意识曾经起过思想启蒙的作用,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在德国,如果宣扬政治理智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因为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不能承担政治革命的任务。反之,觉醒了的无产阶级负有社会革命的使命。无产阶级对自身本质的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这是哲学和政治的不平衡的表现,表明政治上落后的民族,能够拥有先进的哲学,并可以通过革命行动使这种哲学变为现实,从而实现跨越性的发展。马克思说:“德国对社会革命是最能胜任的,它对政治革命是最无能为力的。因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无能就是德国政治上的无能,同样,德国无产阶级的素质——即使不谈德国的理论——就是德国的社会素质。在德国,哲学和政治的发展之间的不相称并不是什么反常现象。这是一种必然的不相称。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找到与它相适应的实践,因而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解放的积极因素。”[[9]]

总之,马克思基于德国的现实社会状况,认为政治理智不能指导德国革命,而德国起义工人表现出的巨大的革命精神和可贵的社会理智因素却使他坚信,无产阶级能够通过社会革命获得解放。

 

三、社会灵魂是整体的观点

卢格试图把普鲁士的专制国家变为民主政治国家,把后者理解为实现个人自由的共同体。为了实现这种政治共同体,他强调政治理智是整体的观点,“是一种具有组织力量的思想”。马克思则认为,真正的共同体不是抽象的政治国家,而是现实的、体现人的社会本质的共同体,因此,社会灵魂才是整体性的观点,才能把社会力量组织起来,进行全面的社会革命,建立真正的共同体。

卢格认为,人们在不幸脱离共同体的状况下爆发的起义都会被扼杀,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批驳了卢格的这一观点。首先,卢格这里讲的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国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已指出,建立在私人利益冲突基础上的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它以代表一切人普遍利益的外观,维护少数私有者的特殊利益。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脱离人的现实社会生活的抽象的共同体,实际上,私有制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一旦消灭了私有制,国家就会随之消灭。其次,卢格认为脱离了共同体的起义会被扼杀,其实,任何一次起义都是在人们不幸脱离共同体、被共同体所排斥的状况下发生的,都是为了争得在共同体中生活的权利。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探讨个人和共同体的关系,他认为,个人脱离体现自己社会本质的共同体是全面的异化、非人化,它比个人脱离政治共同体更受摧残、遭折磨,更无法忍受。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能够体现个人社会本质的活动,可是,在现代社会,劳动变为被他人奴役的活动,劳动产品变为他人的私有财产,因此,私有制是贫困的根源。异化劳动使工人脱离了全面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失去了一切社会权利。“工人脱离的那个共同体,无论就其现实性而言,还是就其规模而言,完全不同于政治共同体。工人自己的劳动使工人离开的那个共同体是生活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不幸而脱离这种本质,远比脱离政治共同体更加广泛、更加难忍、更加可怕、更加矛盾重重”[[10]]。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就是对非人生活的反抗,就是要消除人的自我异化、非人化,这对人的解放具有根本的意义。

不可否认,卢格在强调政治革命的同时,也谈到过社会革命,“可是他赋予社会革命的是政治灵魂,而不是社会灵魂”。当他在西里西亚工人起义中找不到政治理智、政治灵魂时,就极力贬低它的意义。在他看来,政治灵魂是整体的观点,社会革命不能离开它。其实,政治灵魂是抽象的整体的观点,它抽象掉了现实社会生活的内容。马克思明确指出:“政治灵魂的观点就是国家的观点,即抽象的整体的观点,这种抽象的整体之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它离开了现实生活。”[[11]]

既然卢格把政治灵魂作为整体的观点,认为它不仅引导政治行动,而且贯穿于社会行动中,那么,他就使社会革命隶属于政治革命了。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具有政治灵魂的社会革命”只能是政治革命,是要建立政治国家的共同体,而不会触动社会本身。因此,“政治灵魂的社会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同义语,是拼凑起来的废话。

与卢格所说的“政治灵魂的社会革命”相反,马克思提出“社会灵魂的政治革命”的重要命题。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同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社会革命是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全面的、整体性的革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被军队镇压的残酷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反对私有制的革命会受到国家的阻抗,由此决定了无产阶级只有推翻现行的国家,才能实现社会变革。马克思说:“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是政治行动。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12]]可见,社会灵魂才是整体的观点,它会引发和实现整体性的革命。卢格强调的整体的观点把贫困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试图通过政治手段来消除贫困,马克思则从私有制社会本身寻求贫困的根源,把国家作为维护私有制的工具,因而认为只有改变私有制及其维护它的政治权力,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共同体,才能使每个人过上自由全面的社会生活。

总之,社会灵魂是主张既变革私有制社会、又推翻现存国家的整体的观点,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全面革命的观点。这种社会灵魂一旦付诸行动,就将实现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整体性改造。

 

四、马克思批判卢格政治哲学的意义

马克思通过对卢格的政治哲学的批判,揭示了贫困的社会根源,提出了创立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预示了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前景,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性。具体而言,这篇论文具有以下意义:

第一,用新的社会政治哲学代替旧的政治哲学。自马基雅维里以来,西方政治哲学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部门和领域,这对于摆脱追求至善国家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政治哲学本身却又被抽象化、绝对化了,又带有了形而上学的色彩。近代政治哲学是局限于政治范围的政治理智,哲学家们以为,政治国家在本质上是合理的,只需调整国家的个别组织形式,就可以克服贫困等社会缺陷。卢格深受这种政治哲学的影响,他把政治意志万能化,试图用民主的形式来解决德国工人的贫困问题。近代政治哲学是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马克思对这种政治哲学的批判,也就是对启蒙思想局限性的揭露。

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西里西亚工人在起义中表现出的积极性不是争取民主政治的积极性,而是反对私有制社会的积极性,这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具有社会理智的因素,已经在为争取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因此,如果说卢格的哲学是脱离现实社会基础的政治哲学,是受到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束缚的政治意识,那么,马克思的哲学则是立足于现实社会、以变革现实社会为目的的社会理智、社会哲学,而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相关性决定了它也包含政治哲学的维度、方面。这种政治哲学以社会哲学为基础,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在社会和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中认识政治国家的本质和职能,追溯政治国家的社会根源和基础,阐明政治国家是维护私有制的政治制度。可见,马克思的哲学不是政治理智,而是社会理智,不是国家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不仅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而且是批判现有社会结构的方法论。这样,哲学就不再是原来作为抽象整体观点的政治哲学,而是成了主张全面改造社会结构的社会理智、社会哲学。原来的政治哲学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于社会哲学之中,成为社会哲学的一个分支。

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随着现代社会奴隶制的克服,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国家将会消失的观点还比较抽象、笼统,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地位,上升为统治阶级。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德曼的信中,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认为“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3]]这样,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就不仅是关于革命和批判的哲学,而且是建构的哲学。我们看到,不仅社会主义阶段不可逾越,而且对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市场经济阶段也不可逾越,我们要建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写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成之前,尽管马克思当时正在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但他不仅未放弃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批判,而且还积极创建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哲学。

第二,用社会共同体代替政治共同体。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将哲学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反对卢格的政治共同体的主张,要求建立消除异化、体现人的社会本质的共同体。他对共同体的规定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通过考察现实的个人与社会生活相离异的原因,特别是劳动异化的原因,得出对市民社会和国家进行革命的结论。尽管马克思这时还受到费尔巴哈抽象的类本质观点的影响,但他已经赋予了“类本质”以具体、丰富的内容。在他看来,人的类本质是以劳动为基础的人的全面的现实社会生活,是人与人自由联系的社会本质,体现人的这种社会本质的共同体是相异于虚幻的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共同体,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看到,马克思从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文开始,就已经转向社会主义了,但在那里,他并没有使用“社会主义”的概念。而这篇论文是最早公诸于世的马克思用“社会主义”来标志自己的立场的作品。

第三,重视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研究。马克思十分重视思想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当卢格以教育者的面目指责德国起义工人愚昧无知、缺乏政治理智时,马克思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起义工人的自觉阶级意识的因素,强调它对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这样,马克思就将社会理智同政治理智对立了起来。马克思意识到,狭隘的政治意识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典型形式,它具有诱使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政治目的的功能,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重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思想。卢卡奇提出包含反对技术理性的物化理论,试图通过批判束缚无产阶级头脑的物化意识,确立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种研究路向在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葛兰西强调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阵地战、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在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同时,却又很少涉及理论如何与革命实践结合,如何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关注的主题。

在批判鲍威尔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分析了政治革命的局限性,提出了社会革命的主张。在这篇批判卢格的论文中,马克思又区分了政治理智和社会理智,指出了政治理智的局限性,阐明无产阶级只有形成自己的社会理智,才能成为自觉的、独立的力量,才能实现全面的社会革命。马克思与卢格的决裂说明,马克思已经与青年黑格尔派中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已经致力于用无产阶级新的社会政治哲学代替旧的政治哲学。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页。

[8]  威廉·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孙则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7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39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威廉·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孙则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原载《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责任编辑:廖国强

南开大学2008年度文科科研创新基金项目“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