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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永强】唐代胡僧僧伽生平事迹考索

 

佛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除了中土僧人的不懈努力,还与外国僧人的积极援助分不开。汉唐时期,大批来自古印度和西域各国的佛教僧人在中土王公贵族的支持下,翻译佛经,度众弘法。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佛教迅速在中国扎根并发展壮大。历史上,来自西域诸国和古印度各地的外国高僧统称为“胡僧”。胡僧们负笈东来,随缘达化,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佛教臻于极盛的唐代,入唐胡僧特多。在众多唐代胡僧中,僧伽是一位十分引人注目的胡僧。他备受唐中宗的青睐和优待,“化唐土五十三载”,①是在中土弘法时间特长的一位胡僧。唐代胡僧僧伽在《宋高僧传》中有传,其人其事亦散见于唐代诗文,但还存在一些不同说法。因此,本文试就唐代胡僧僧伽的生平事迹略做考析,以期有裨于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探究。

一、僧伽是西域何国人

僧伽是一名胡僧,他来自西域何国,《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曰:

释僧伽者,葱岭北何国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犹僧会本康居国人,便命为康僧会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华语。详其何国,在碎叶国东北,是碎叶附庸耳。

北宋佛教史学家、僧人赞宁《宋高僧传·僧伽传》明确记载僧伽是西域何国人,然而,世传唐代诗人李白《僧伽歌》却说僧伽是南天竺人,《僧伽歌》诗云:

真僧法号号僧伽,有时与我论三车。问言诵咒几千遍,口道恒河沙复沙。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意清净,貌棱棱。亦不减,亦不增。瓶里千年舍利骨,手中万岁胡孙藤。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一言忏尽波罗夷,再礼浑除犯轻垢。②

关于李白《僧伽歌》这首诗,宋代学者董逌在其《广川书跋》中指出:

《僧伽传》,蒋颖叔作,其谓李太白尝以诗与师论三车者,误也。诗鄙近,知非太白所作。世以昔人类在集中,信而不疑,且未尝深求其言而知其不类。予为之校其年,始知之。太白死在代宗元年,上距大足二年壬寅为六十年而白生,当景龙四年,白生九岁,固不与僧伽接。然则其诗为出于世俗而复不考岁月,殆涅其服者托白以为重,而儒者信之,又增异也。

据《宋高僧传·僧伽传》,僧伽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俨然坐亡”。李白生于武周长安元年(701)。也就是说,僧伽入灭时,李白年仅9岁。因此,董逌认为“当景龙四年,白生九岁,固不与僧伽接”,《僧伽歌》“诗鄙近,知非太白所作。世以昔人类在集中,信而不疑,且未尝深求其言而知其不类”。职是之故,《僧伽歌》所谓僧伽“有时”与李白“论三车”,绝无可能;《僧伽歌》所谓“此僧本住南天竺”,亦不可信。

僧伽不是南天竺人,他是西域何国人,北宋僧人赞宁已有定论。可是,晚于赞宁150余年的宋代著名僧人惠洪对此仍然表示怀疑,他在其《冷斋夜话》卷九中说:

僧伽,龙朔中游江淮间,其迹甚异。有问之曰:“汝何姓?”答曰:“姓何。”又问:“何国人?”答曰“何国人。”唐李邕作碑,不晓其言,乃书传曰:“大师姓何,何国人。”此正所谓对痴人说梦耳,李邕遂以梦为真,真痴绝也。僧赞宁以其传编入僧史,又从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犹僧会本康居国人,便命为康僧会。详何国在碎叶东北,是碎叶国附庸耳。”此又梦中说梦,可掩卷一笑。

惠洪所谓“唐李邕作碑”,是指唐人李邕所作《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碑文中说:

……普光王寺者,僧伽和尚之所经始焉。和尚之姓何,何国人。得眼入地,龙朔初,忽乎西来,飘然东化。独步三界,遍游十方。……③

惠洪认为,唐人李邕不明白“有问之曰:‘汝何姓?’答曰:‘姓何。’又问:‘何国人?’答曰:‘何国人。’”这段问答具有“插科打诨”的意味,“此正所谓对痴人说梦耳,李邕遂以梦为真”,乃书传曰:“大师姓何,何国人。”惠洪指出,到了北宋,赞宁沿袭李邕之说,“此又梦中说梦”。然而,揆诸史实,李邕并非“痴人说梦”,赞宁也非“梦中说梦”。

李邕(675-747)是盛唐名士,文章、书翰、词辨、英迈号称一时之杰。他生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武周长安四年(704)以“词高行直,堪为谏诤之官”而召拜为朝廷左拾遗。神龙元年(705),唐中宗以术士郑普思为秘书监,李邕身为左拾遗,上书进谏,却被出为南和令,又被贬为富州司户。④而据《宋高僧传·僧伽传》,景龙二年(708),唐中宗派遣使臣诏请僧伽赴京入宫廷内道场,直到景龙四年(710)坐亡。在此期间,李邕虽已贬谪地方,但仍心系朝廷,他对深受唐中宗宠遇的内供奉僧僧伽不会一无所知,更不至于书碑时“痴人说梦”,随意杜撰。

僧伽姓何,是何国人,李邕《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的这一记载还可以从唐人牛肃的有关记述中得到佐证。《太平广记》卷九六“僧伽大师”条引《本传》及《纪闻录》曰:

僧伽大师,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龙朔初来游北土,隶名于楚州龙兴寺。后于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施标,将建伽蓝。于其标下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并金像一躯,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景龙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

《太平广记》记述僧伽的这段文字出自《本传》及《纪闻录》,《本传》可能就是前文董逌所说蒋颖叔《僧伽传》;而《纪闻录》则是唐人牛肃《纪闻》,《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著录有“牛肃《纪闻》十卷”。牛肃在两《唐书》中无传,据《元和姓纂》卷五“牛氏”条,牛肃是唐开元时人,⑤则他和李邕是同时代人。《本传》和牛肃《纪闻》谓“僧伽大师,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则进而佐证了李邕所言可信,赞宁所记不误。

唐代胡僧僧伽姓何,他是昭武九姓胡。唐代昭武九姓胡常见于史籍的有七姓,即康、安、曹、石、米、何、史。“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⑥唐代史籍、碑志和出土文书中,都有大量“以国为姓”的事例。这种姓氏与国籍的同一性,可以说是胡姓汉译的通例。⑦僧伽是西域何国人,毋庸置疑。“何国”在《新唐书》中称作“何”或“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其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北部的阿尔别希姆地区。

二、唐中宗与僧伽

中亚人僧伽入唐弘扬佛法长达半个多世纪里,最为荣耀的是,他被唐中宗尊为“国师”。

唐中宗“可以称得上是唐代第一个虔信佛教的男性帝王”,⑧他在位期间,“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调者数十万”。⑨唐中宗崇敬佛教,他不仅盛兴佛寺,广度僧尼,而且礼遇高僧,翻译佛经,探究佛理。在他的支持下,高僧义净在东都洛阳内道场译出《孔雀王经》《胜光天子》等4部佛经,“帝深崇释典,特抽睿思,制《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又御洛阳西门,宣示群官新翻之经”。⑩神龙元年(705),唐中宗诏令高僧道亮与法席宗师10人“入长乐大内坐夏安居,时帝命受菩萨戒”。(11)翌年,他又问法于道亮。景龙二年(708),唐中宗将高僧文纲延入内道场行道,于乾陵宫为内尼受戒,在宫中坐夏,为“二圣”内尼讲《四分律》。(12)景龙三年(709),唐中宗又遣使征召文纲弟子道岸律师与高僧大德数人同居内殿,“帝因朝暇,躬阅清言”;“皇帝睹其高尚,伏以尊严,偏赐衣钵,特彰荣宠。因请如来法味,屈为菩萨戒”。(13)

唐中宗屡次延请高僧大德入宫,讲经问道,度僧传法,他不仅礼遇国内高僧,而且十分重视入唐胡僧。唐中宗神龙二年(706),胡僧菩提流志在长安佛光殿译经,“上御法筵,亲临笔受,百僚侍坐,妃后同瞻”。(14)西域于阗国沙门实叉难陀“智度恢旷,风格不群,善大小乘,旁通异学”,武则天发使求访,实叉难陀于证圣元年(695)来到了唐朝。长安四年(704),胡僧实叉难陀以其母年老,思归慰觐,返回了于阗。唐中宗即位后,诏令再征实叉难陀。景龙二年(708),实叉难陀再次入唐,“帝屈万乘之尊,亲迎于开远门外。倾都缁侣,备幡幢导引,仍饰青象,令乘之入城”,(15)安置在长安大荐福寺。

僧伽是备受唐中宗尊崇的又一位胡僧。僧伽于唐高宗龙朔初年就来到了唐朝,他长期在江淮一带弘扬佛法。景龙二年(708),唐中宗遣使诏请僧伽赴宫廷内道场,“帝御法筵,言谈造膝,占对休咎,契若合符”,(16)尊为“国师”,“帝及百僚皆称弟子”,(17)并敕令恩度弟子慧岸、慧俨、木叉三人,各赐衣盂,令嗣香火。景龙四年(710),僧伽示疾,唐中宗让他由宫廷出居荐福寺。僧伽“俨然坐亡”后,“帝惨悼黯然”,“敕有司给绢三百匹,俾归葬淮上,令群官祖送,土庶填阁”。(18)由此可见,唐中宗对僧伽恩渥之厚。

由于唐中宗的特加礼数,胡僧僧伽在唐朝贵为“国师”,以至于他虽死犹生,不仅唐中宗对僧伽“仰慕不忘”,中宗以后的诸多唐帝对僧伽也是荣宠有加。据《宋高僧传·僧伽传》记载,唐肃宗乾元年间,自燕蓟辗转传写僧伽图貌,“无不遍焉”。唐代宗赍舍绢三百匹、杂彩千段、金澡罐、皇太子衣一袭,诏令“写貌”僧伽入内供养。咸通年间,唐懿宗又给僧伽赐号“证圣大师”。

胡僧僧伽在唐朝何以具有如此久远的影响力?这固然与唐中宗的极力推崇分不开,但更深层次的原因,盖与是时观音崇拜的社会风气有密切关系。《宋高僧传·僧伽传》给我们道出了个中缘由:

(中宗)以仰慕不忘,因问万回师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对曰:“观音菩萨化身也。经可不云乎?应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现之沙门也。”

《宋高僧传·万回传》亦云:

同时有僧伽,化迹不恒。中宗问回曰:“此何人也?”回曰:“观音之化身也。”

类似唐中宗与万回这样的问答还见载于《景德传灯录》和《佛祖统纪》。这些记载表明,在唐人心目中,胡僧僧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宋高僧传·僧伽传》载,僧伽在京城长安时,驸马都尉武攸暨生病,“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声振天邑”。后来,生病者多求救于僧伽,僧伽“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狮子而瘳,或掷水瓶,或令谢过。验不虚设,功不唐捐”。僧伽“或以柳枝拂者”,“或掷水瓶”,这正是典型的观音形象。《宋高僧传·僧伽传》称,僧伽“或认盗夫之钱,或咋黑绳之颈,或寻罗汉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预知大雪,或救旱飞雨,神变无方,测非恒度”。这正如《妙法莲华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宣扬,受苦受难的众生,只要称念观世音名号,“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观音是菩萨,地位虽低佛一等,却仍然对人生和宇宙的究竟大彻大悟,达到解脱境界,既能利己,又能利他。她以游于娑婆世界(人世间)普度众生为己任,不摆架子,随叫随到,神通广大,即时见效,不要代价,公正无私,成为人类的救星和公仆,因而赢得了人们的广泛信仰和极度崇拜。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僧俗朝野形成了对佛教偶像的多元崇拜,其中以观音菩萨崇拜最为突出。(19)唐代僧俗朝野对观音的崇拜达到了虔诚而狂热的程度,唐中宗及其以后的唐代帝王对号称“观音之化身”僧伽的推崇和拥戴,即是如此。

三、僧伽与唐代江淮佛教及僧伽信仰

僧伽在西域少而出家,为僧之后,誓志游方。他始至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于唐高宗龙朔初年来到江淮一带。景龙二年(708),唐中宗征召僧伽进京入宫。景龙四年(710),僧伽归寂长安,俗龄83岁,他“在本国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载”。(20)僧伽“化唐土五十三载”,除了景龙二年至四年在京城长安3年,他随缘达化江淮长达50年,为唐代江淮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僧伽在江淮弘法50年,他最初隶名于楚州山阳龙兴寺,后来杖锡嘉禾灵光寺,复又行抵晋陵国祥寺,化迹不恒,屡彰瑞应。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在泗州临淮(今江苏盱眙)创建了普光王寺,《宋高僧传·僧伽传》记载:

初将弟子慧俨同至临淮,就信义坊居人乞地,下标志之,言决于此处建立伽蓝。遂穴土获古碑,乃齐国香积寺也。得金像衣叶,刻普照王佛字……尝卧贺跋氏家,身忽长其床榻各三尺许,莫不惊怪。次现十一面观音形,其家举族欣庆,倍加信重,遂舍宅焉。其香积寺基,即今寺是也。

《太平广记》卷九六“僧伽大师”条引《本传》及《纪闻录》云:

中宗大喜,诏赐所修寺额以“临淮”为名。师请以“普照王”字为名,盖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庙讳,乃改为普光王寺。

普光王寺“缭垣云矗,正殿霞开。层楼敞其三门,飞阁通其两铺。舍利之塔,七宝齐山。净土之堂,三光夺景”;“峦阜隐嶙而屏合,淮水逶迤而带长。邑屋助其雄,商旅助其大”,(21)成为唐代江淮一带的名寺。

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敕天下诸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22)时,泗州著名的普光王寺也更名为开元寺。唐人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谓:“若以神道设教,化源旁济,作《泗州开元寺僧伽和尚塔铭》。”(23)由此可知,僧伽原先创建的普光王寺后来亦改名开元寺。

普光王寺(开元寺)后来遭遇水火之灾,唐德宗贞元年间,高僧澄观重建寺塔,唐人李翱《泗州开元寺钟铭》曰:

维泗州开元寺遭遇水火漂焚之余,僧澄观与其徒僧若干,复旧室居,作大钟。贞元十五年,厥功成。于是陇西李翱书辞以纪之。(24)

唐宪宗元和年间,徐泗濠三州僧正、泗州开元寺(普光王寺)临坛律德明远大师又对普光王寺进行了扩建,“作讲堂七间,僧院六所”,“建门廊厅堂厨厩二百间,植松杉楠柽桧一万本”。(25)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普光王寺再次遭灾,“寺塔皆焚,唯伽遗形俨若无损”。(26)长庆五年(825)至大和元年(827),明远大师在徐州节度使王智兴的支持下,历时三年,“再造寺宇”,“自殿阁堂亭廊庖廪藏,洎僧徒臧获傭保马牛之舍,凡二千若干百十间。其中像设之仪,器用之具,一无阙者”,“轮奂庄严,星环棋布”。(27)普光王寺再度辉煌一时。明远大师行化江淮40年,“前后临戒坛者八,登律座者十有五,僧尼得度者三万众”。(28)

唐文宗大和八年(834),明远大师迁化普光王寺。唐武宗会昌四年(844)朝廷下敕曰:

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寺中有佛指节也,并不许置供及巡礼等。如有人送一钱者,脊杖贰拾。如有僧尼等在前件处受一钱者,脊杖贰拾。诸道州县应有送供人者,当处捉获,脊杖贰拾。(29)

从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30)普光王寺在唐武宗灭佛运动一开始就首当其冲,受到了沉重打击。不久之后,会昌五年(845)六月,日本僧人圆仁到达泗州,他记述说:

泗州普光王寺是天下著名之处,今者庄园、钱物、奴婢尽被官家收捡。寺里寂寥,无人来往。州司准敕欲拟毁拆。(31)

经过会昌灭佛运动,普光王寺一蹶不振,从此衰落了。

到了五代,周世宗进军江南,攻取泗上时,相传僧伽寄梦于州民,言说不宜轻敌,州牧不信。然而,家家梦同,州牧遂降,一郡生民得以保全。于是,“天下凡造精庐,必立僧伽真相,牓曰‘大圣僧伽和尚’”。(32)

迨至北宋,宋太宗亦留心僧伽。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敕令朝臣白承睿主持重盖了普光王寺塔,“务从高敞,加其累层”。(33)翌年,他又派遣使臣送舍利宝货葬于新修的塔基下。宋太宗还“宣索《僧伽实录》”,敕令还原普光王寺为普照王寺。(34)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日本僧人成寻来到这里,他在其《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说:“故徒行参普照王寺。先拜僧伽大师真身塔,西面额名‘雍熙之塔’,礼拜烧香。”(35)由上可知,普光王寺在北宋时期再度复兴。

“僧伽后出淮泗上,势到众佛尤恢奇。”(36)唐代初年,僧伽“尝纵观临淮,发念置寺”,(37)他在泗州临淮县创建了普光王寺。僧伽贵为“国师”,唐中宗为普光王寺御题寺额,普光王寺成为唐代江淮一带十分著名的佛教寺院,“僧尼繁会,观者如市焉”。(38)泗州城地处汴水入淮之口,控扼淮、汴通漕襟要。处在沟通南北水运交通要道上的泗州普光王寺,由于供奉着僧伽真身,香火极盛,到了宋代,一跃成为全国五大名刹之一。号称“观音之化身”的僧伽,随着观音崇拜的盛行,也渐渐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僧伽造像遂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僧伽崇拜从淮水下游逐渐遍及东南沿海以至到扩大全国各地。皇室贵胄的赐封追捧,僧俗信众的景仰崇拜,文人学士的广为传扬,大约在唐末五代时,全国各地寺院就多供奉有僧伽像。宋代以后,民间的僧伽崇拜更为盛行,成为宋元时期中国民间崇拜的一个重要偶像,与其稍后的妈祖、济公和尚有相似之处。考古学上发现的大量僧伽造像,也为我们研究中国民间僧伽崇拜的史实提供了实例。(39)

外来和尚僧伽由一介胡僧成为道行超凡的高僧,又由一名高僧成为灵异迭现的神僧,并演变成为护佑多方的圣僧,最后发展成为中国民间的僧伽信仰,这一现象着实罕见。究其实质,它既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又是佛教本土化的写照。

【注释】

()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8页。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七《僧伽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05-406页。

()李邕:《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八五七,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529页。

④《旧唐书》卷一九○中《李邕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40页。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卷五“牛氏”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05页。

⑥《旧唐书》卷一○四《哥舒翰传》,第3211页。

⑦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8页。

()斯坦利威斯坦因著,张煜译:《唐代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⑨《旧唐书》卷一○一《辛替否传》,第3159页。

()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第2页。

(11)()赞宁:《宋高僧传》卷八《唐越州云门寺道亮传》,第183页。

(12)()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四《唐京师崇圣寺文纲传》,第332-333页。

(13)()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四《唐光州道岸传》,第336-337页。

(14)()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大正藏》第四九卷,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影印本,1990年版,第372页。

(15)()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实叉难陀传》,第32页。

(16)()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第449页。

(17)()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大正藏》第四九卷,第372页。

(18)()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第449页。

(19)郭绍林:《论唐代的观音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3期。

(20)()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第449页。

(21)()李邕:《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八五七,第4529页。

(22)()王溥:《唐会要》卷五○《杂记》,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879页。

(23)()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董诰等:《全唐文》卷四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04页。

(24)()李翱:《泗州开元寺钟铭》,董诰等:《全唐文》卷六三七,第6427页。

(25)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六九《大唐泗州开元寺临坛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明远大师塔碑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60页。

(26)()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第450页。

(27)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六九《大唐泗州开元寺临坛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明远大师塔碑铭》,第1461页。

(28)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六九《大唐泗州开元寺临坛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明远大师塔碑铭》,第1461页。

(29)[]圆仁撰,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页。

(30)[]圆仁撰,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第439页。

(31)[]圆仁撰,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第476页。

(32)()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第451页。

(33)()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第451页。

(34)()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第452页。

(35)[]成寻撰,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36)韩愈:《韩昌黎全集》卷七《送僧澄观》,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10页。

(37)李邕:《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八五七,第4529页。

(38)()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二八,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07页。

(39)徐苹芳:《僧伽造像的发现和僧伽崇拜》,《文物》,1996年第5期。

(原载《史学集刊》2016年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