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梁启超无疑是由古典向现代拓进转型的重要开拓者、奠基人与代表人物之一。他与王国维、蔡元培等同处于上个世纪之交中西古今文化撞击交汇的历史交叉点上，如果我们要科学地研究与观照中国美学思想演进的历史轨迹、整体面貌与经验得失，就不可能逾越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梯。但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梁启超美学思想这份宝贵的学术与文化财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清理。今天，面对民族学术与文化建设的新的历史语境，面对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和人文关怀、人生意义追寻的迫切呼唤，我们重新来梳理认识、总结发掘这份美学遗产，相信对于学术建设与人文建构都将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1从现存资料来看，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活动主要为1896至1928年间。其间以1918年欧游为界，可分为1896年至1917年的萌芽期与1918年至1928年的成型期。萌芽期以《变法通议·论幼学》为起点，借《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惟心》奠定了审美、人生、艺术三位一体的美学思想的基石，并以文学思想特别是文学体裁变革为中心，不仅体现了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文体审美理想的萌芽，也通过“力”与“移人”的范畴突出了艺术审美的功能问题。成型期以《欧游心影录》为起点，借《“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一批论著，论释并建构了“趣味”这一极富特色的本体范畴，并以“趣味”为纽结将美的人生价值层面与艺术的情感实践层面相联结，集中围绕趣味美思想的建构与趣味人格的建设，拓展了审美、艺术、生活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延续、丰富、深化了前期的美学思想，建构起以“趣味主义”和“生活的艺术化”为核心的富有特色的人生论美学思想。
什么是美？梁启超强调了“趣味”即美的本体性界定。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核心理论范畴。梁启超从中西文化中借用了“趣味”的术语，但却注入了自己的新的内涵。梁启超所界定的“趣味”既非中国传统文论中单纯的艺术情趣也非西方近现代美学中纯粹的审美趣味。在本质上，梁启超的“趣味”是一种潜蕴审美精神的生命意趣，具有鲜明的人生实践向度与精神理想向度。何谓“趣味”？梁启超认为趣味的本质就是“无所为而为”与“为而不有”的统一所达成的有“责任”的“兴味”①。梁启超把“为”视为人类个体存在的本然姿态，强调真正的人不仅要“为”，还要超越个体之“为”的成败之忧与得失之执，从而达成“不有”的境界，实现并体验个体与众生与宇宙“迸合”之“春意”。围绕着“趣味”，梁启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与建构。他提出趣味是生活的动力和价值；趣味乃情感和环境的交媾；趣味实现的根本条件是主体具有不有之为的理想人格；趣味人格的建构既要在生活实践中涵养，也要突出重视审美实践与艺术(情感)教育；劳作、学习、游戏、艺术等实践活动都可达成趣味的境界。他强调，就本质言，趣味基于不有之为的生命实践原则。主体只有在生命实践中秉持不有之为的人格情操，才可能真正达成主体生命情感与客观环境的自由契合，成就美的趣味生命境界，即由情感、生命、创造的融铸所实现的自由生命意趣及其主客会通和谐的富有情致的具体生命状态。在趣味之境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和谐自由，主体“无入而不自得”，真切地体味到感性生命创化之“春意”。不有之为的趣味之境既是梁启超的理想人生，也是梁启超的审美至境。趣味之境强调的是将个体融化到众生宇宙中，从而达成不执小我、大化化我的生命境界。因此，这种趣味追求在梁启超这里就表现为对现实(生活)审美的一种英雄主义情结，追求一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在艺术审美中则表现为一种崇高意向，追求作家人格与作品精神的高尚性。如何实现“趣味”的人生？梁启超强调其中的关键就是“趣味”人格的建构。他指出趣味人格的建构既要在生活实践中涵养，更有效的途径就是艺术审美教育。在早期文学思想中，梁启超提出了“力”与“移人”的命题。他意识到艺术有独特之“力”，可以“移人”。但这个“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移人”的关键目标又是什么？早期的梁启超是并不明晰的。及到后期“趣味”与“情感”范畴的提出，梁启超关于审美与艺术问题的思考才丰满并明晰起来。“情感”的范畴解释了艺术之“力”的本质规定。“趣味”的范畴使“移人”有了富有特色的具体落脚点。通过趣味，梁启超将审美人生、现实人生与艺术人生紧密相融，并从前期较为狭隘的文学视阈逐步拓展到丰富多样的整体生活与艺术实践领域，从前期较为外在的社会性功能视阈逐渐衍深到人与人生的本体性价值视阈。审美、人生、艺术的同一构成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重要理论特色与价值向度，哲学美论、艺术美论、生活美论构成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三大层域。同时，这三个层域又通过趣味的境界获得了融通。梁启超说，最美的生活就是蕴涵“春意”的生活，是“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也就是“趣味化”的生活，是“劳动的艺术化”与“生活的艺术化”②。
梁启超从未刻意在理论上营构体系，他的美学思考始终是积极入世、直面现实的，也是始终以美关怀人生、以艺术来提升人生的。应该承认，梁启超美学思想在纵向上是有着一定的发展与变化的，但这种发展与变化不构成断层，而是一种具有内在根基的主动探索，是努力地超越自我向着美的价值与意义去迈进，而它的内在核心就是美的人生论立场。正是在对美的人生关怀与价值体认中，梁启超的美学思想由前期对美的现实功能的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关注逐渐转向对美的人文底蕴的观照、对文学的情感意义的探索。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以对趣味与情感范畴的集中阐释，不仅鲜明地回答与呈现了他的美论、艺术论与生活论，也富有特色地完成并呈现了他的以趣味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石、以力为中介、以移人为目标的趣味主义人生论美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融求是与致用为一体、融精神理想与现实执著为一体、融审美境界与人生境界为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特点与梁氏特征，它非西方学术常见的显性逻辑范型，但却有着自身内在的理论基点与逻辑脉络；它非对美与审美的纯粹学理思辨，而是积极以美涵泳生命与生活。而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以趣味主义为标杆的对于生命与生活的巨大热情与无比执著，是以趣味主义为内质的大美学观。
2从总体上看，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现了新的美学意识的萌芽。二、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现了新的美学范式的创构。
梁启超美学思想是中国古典伦理美学向现代人文美学转型的重要阶梯。一方面它是20世纪中国美学启蒙主义传统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也是20世纪中国美学一系列新的思想意识的重要滥觞与推波者。其在新的美学意识开拓方面的贡献主要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坚持美与人生的联系，强调美的启蒙价值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梁启超认为美是人生最重要的因素，倡导乐生爱美的人生旨趣与生活品格，审美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上，开启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启蒙主义传统，凸显了其美学思考的人生指向与实践品格。在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体系中，美的实现也就是践履不有之为的趣味原则，使生命力获得自由的激扬，从而达成人生的胜境。
第二，肯定感性生命状态的意义，突出趣味与情感在审美中的地位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重要特质。梁启超把趣味视为人生的本质，认为趣味是生命的动力与价值所在。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趣味的追求与实现。梁启超认为只有情感才能将个体、众生与宇宙融合为一，使个体进入酣畅淋漓的精神自由之境，从而实现手段与目的的同一，达成不有之为的趣味主义胜境。因此，在高扬趣味之美的同时，梁启超也大大张扬了情感的意义，给予了情感之“欲”以合法的地位。他把情感视为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是生命中最神圣的奥秘，宏扬以“美”之“情”与“趣”来突破僵化的“理”与“礼”。
第三，梁启超美学思想强调了美与真的联系，弘扬了个性之美与写实艺术的美学意义。在认识和处理真善美三者的关系上，梁启超既是“美善合一”论者，又是“真美合一”论者。他既强调美的人生功能和现实效应，倡导借助美来拯救世道人心，改造国民性，又要求“求美先从求真入手”③，认为最美的艺术品是由“真人”创作的“真文艺”④。在梁启超这里，科学之真是对抗封建伦理之善的有力武器。他以“真”来解构几千年来钳制中国人心灵与思维的绝对权威——封建伦理道德。在“真即是美”、“真才是美”的审美理念基础上，梁启超弘扬了艺术的个性之美与写实风格，第一次赋予以写实为重要特征的小说文体以“国民之魂”的崇高地位，第一次借用了西方文论“理想”与“写实”的概念来区分确立不同艺术手法的独立地位，第一次明确把“个性”提到美学的意义上来认识，指出艺术的一种要素就是“表现个性”。⑤
第四，梁启超美学思想弘扬了崇高与悲剧的美感，冲击了中国古典美学和谐优美的审美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优美为主体的古典主义审美理念在中国审美文化中逐渐失去主导地位。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硝烟与屈辱、血与火、悲与苦、牺牲与抗争浸透了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温柔恭谦让的伦理教条在异族的枪炮前不堪一击。以冲突与抗争为主旋律的崇高美进入了中国人的审美世界，并构筑了崇高与悲剧融为一体的新的审美精神。梁启超虽没有对崇高与悲剧的概念做出专门的理论界定，但却鲜明地表现出对世纪之交中国审美大潮发展趋势的把握。他以“力”来概括小说的审美功能，尤其倡导小说艺术“刺”与“提”的艺术特征，将“可惊可愕可悲可感”之作视为最应弘扬的小说作品。他热烈肯定了文学史上“哭叫人生”、“带血带泪”的诗作，高度评价了屈原“all or nothing”的悲剧精神与崇高人格，肯定了杜甫悲情之诗的审美价值。他弘扬“觉世之文”，肯定“奔进”的表情法，热切地呼唤“热烈磅礴”的美学风格。⑥
第五，梁启超美学思想肯定了审美教育的价值与意义，开创与丰富了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重要内涵。在梁启超的美育思想中，完善健全的现代人格塑造始终是其关注的中心问题。他明确提出，教育就是“学做现代人”，就是使人成为知情意“三件具备”的完整的人⑦。在知情意三者的关系中，他认为情感更具本质的意义。针对现代教育重视智育的现象，梁启超明确提出，只有在做成一个完整的人的前提下，知识才具有它的意义与价值。梁启超积极倡导趣味教育与情感教育，把解决内忧外患的民族生存危机、实现富国强民的社会现实目标与审美教育直接联系在一起，试图以审美来唤醒国人沉睡的灵魂，陶铸国民完善的人格，从而实现个体与民族的自强。在梁启超这里，趣味教育与情感教育主要不是一种教育的方法与手段，而是教育的本质与内涵。梁启超非常重视艺术在趣味教育与情感教育的作用。对于艺术的情感感染力，梁启超作了极为精辟深入的阐释。趣味教育、情感教育、学做现代人的思想与梁启超的启蒙主义理想紧密相连，也体现了人本主义的美育理想。
3在中国现代美学初创期，梁启超以开阔的文化胸襟对于西方学术范型予以了大胆的吸纳消化，并在事实上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思维模态、概念体系、理论范式、研究视阈、研究方法等有诸多的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并非一味崇洋，食古不化，他是试图融汇中西而创成新格，因此在客观上对于民族美学与文化的创新起到了重要的探索与示范的作用。梁启超美学思想在新的美学范式创构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梁启超美学思想拓展了中国古典学术的思维模态。中国古典学术呈现为重整体把握、重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较少逻辑分析与理性推理。其优点是凸现了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但却带有模糊性、朦胧性与随意性。像清代叶燮《原诗》式的理论思维方法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实为异类。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病症作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第一个毛病就是思维的笼统。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传入中国，尤其是西籍的翻译，与西方科学相联系的逻辑思维方法才真正传入中国。《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美术与生活》等文是梁启超借鉴西方思维模态的重要文本，他在论文中主要运用了逻辑思辨的方式，分类剖析，条理清楚，对美学研究思维模态的变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梁启超美学思想融汇吸纳了中西文化中的一些概念范畴，将其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对其内涵做出了新的富有特色的界定与阐释。如趣味、力、熏、浸、刺、提、移人等范畴。这些范畴从文字术语来说，或许不是梁启超的首创，但梁启超却很好地抓住了这些范畴的固有特质，又从自己对美与艺术的理解与感悟出发，做出了独特而精到的阐释；尤其是这些范畴在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体系中互为贯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审美心理，重视审美实践，强调审美功能，体现出富有时代特色的人文倾向与科学精神，从而也推动了中国现代美学范畴的开拓与创新。
第三，梁启超美学思想突破了中国古典文论的理论范式。与整体把握、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相联系的就是中国古典文论的代表形态——诗话、词话与小说评点。它们注重对作品的具体赏鉴，零星而不系统，很少提高到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总结、研究。梁启超的美学言论虽形式多样，涉及专题论文、演讲、诗话、词话、书信等多种形态，但其主要采用了专题论文的形式，对一个问题进行相对集中的研究，既有概括论证又有条分缕析，体现出与传统文论不同的范式特征。
第四，梁启超美学思想积极拓展了美学研究的视阈与方法。从美学思想史来看，西方传统美学的主流主要是哲学美学，注重本质追问。19世纪中叶以后，心理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发生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都在美学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它们重视的是实证研究，注重现象本身。作为一位善于吸收与化合的思想家，梁启超也是较早吸纳运用现代西方心理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从事具体的审美与批评实践的一位美学家与批评家。
4梁启超美学思想是上一百年之交的历史产物。反思梁启超美学思想，也是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一次理论寻根和精神梳理。梁启超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中国美学现代演进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梯，而不是过程的完成。作为一个转型时期的开拓者和一个个性鲜明的学者，梁启超具有时代与个体的多重复杂性。我们无须讳言其美学思想所存在的某些不足与局限。我个人认为，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其论证方式与思维上的某些偏激性，具体论证上的某些粗疏化，以及其对美与艺术问题认识的思想上的某些局限性。但是，这些不足与局限与其所取得的成就、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论，显然无法同言。扬弃正是为了新生，这才是梁启超研究的价值与立场所在，也才能真正使我们从历史资源的研究中获得积极的当下启益。
近年来，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研究正日渐引起学界的关注。我以为，这主要来自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梁启超美学思想本身所作出的学术开拓与贡献。其二，是梁启超美学思想及其精神特质在日后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其三，是就当前时代的某些方面的特点来看，梁启超美学思想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我个人以为，梁启超美学思想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对“趣味”范畴的建构、趣味美思想的阐释及其与之相关的“生活的艺术化”思想的论析。可以说，“趣味”是梁启超对美的本体规定与价值规定。趣味这个术语虽非梁启超首创，但梁启超是第一个明确地将趣味范畴拓展到人生论领域，赋予其新的理论内涵与理论精神的中国现代美学家。他对趣味的本质、内涵、价值、实现条件、实践途径等作了较为系统的论析。通过趣味这个范畴，梁启超贯通了审美、人生、艺术的关系。他将趣味主义的生活态度、人格精神和人生美的境界表述为“生活的艺术化”⑧。“趣味”学说和“生活的艺术化”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美学的致思方向与精神传统。1932年，朱光潜发表《谈美》，提出了“情趣”的范畴和“人生的艺术化”的命题，确立了情趣人生的理论。朱光潜曾多次谈到梁启超对早年自己的影响，自诩是“梁任公先生的热烈的崇拜者”⑨。他的第一部美学著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在概念、论题、观点上都可明显见出梁启超的影响。如“趣味”、“兴味”、“趣味人生”、“创造”等梁式术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而且“趣味人生”也是其重要命题之一。30年代至40年代，经朱光潜的界定，“人生艺术化”成为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思想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引起诸多学人与艺术家的关注。尽管他们在思想倾向与具体观点上不尽相同，有时还呈现出巨大的不同，但却共同丰富拓展了这一命题融人生、艺术、审美为一体的致思方向，也从不同侧面拓深了这一命题以生命、情感、精神为要旨的美学传统。而朱光潜由文学与诗谈情趣人生、丰子恺由童心与绝缘谈真率人生、宗白华由生命情调和艺术境界谈自由人生等，成为中国现代美学与艺术思想中的重彩华章，其所呈现出的积极的生命格调与诗意的人生情怀，将梁启超式的“趣味主义”和“生活的艺术化”的美学精神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并融汇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融学术建设与人格启蒙为一体、注重情感人格建构与诗性生命提升的一脉重要精神传统，在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精神的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美学思想的重要意义实不容忽视。
第三，就是梁启超美学思想对于当下的价值与启思问题。我以为梁启超美学思想在当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是其“趣味”精神和“生活的艺术化”精神对于当下物质主义、功利哲学以及技术理性的批判意义与内在张力。其二则是其美学思想创构所贯彻的文化开放、融汇中西、坚守民族立场、面对现实提问的方法原则对于当前美学学科建设的启思。
很多人认为，梁启超的趣味美思想在当时过于高蹈，因此对其评价不高。确实，相对于梁启超生存的苦难而严峻的民族境遇，对审美化人生的追求更多地是一种理想。然而，在梁启超，这种理想化的追求，却不代表他对现实的逃避，而正是他试图改造人生的一种积极路径与目标，也是他对于整个现代世界文明发展态势的一种超前而敏锐的思考与发言。1918年至1920年间，梁启超赴欧考察了十余个发达国家的几十个名城。一战以后的欧洲，一片肃杀狼藉和断垣残壁，文明人的暴力及其结果给急切地想拓展眼界、寻求新的救国方略的梁启超以重创。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倡导文化开放的先驱者之一，他曾提出著名的文化“结婚”论，主张对西方文化“无制限”地输入。然而，一战所暴露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等西方现代文明所伴生的某些弊病，也使他对“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提出了质疑，对“科学万能”主义提出了批判。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梁启超提出了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提出了“人格”与“精神生活”的问题。回国后，梁启超即提出了“趣味”的思想，主张趣味人格的建构与趣味人生的建设。他强调个体只有发自对生命的热爱与众生的关怀，以不有之为的实践精神不执小我大化化我，才能在个体、众生、宇宙的冲突中升华为和谐，才能真正创造并体味美的生命境界。因此，在梁启超那里，趣味美在本质上并非追求消遣悠闲的小情趣，而是崇尚澎湃着生命激情与英雄主义理想的崇高美。当冲突升华为和谐，责任转化为兴味，外在的功利追求转化为内在的情感需求，个体之“为”最终达成了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人生的境界也就在创造开拓中蕴化为具有艺术品格的美的生活。梁启超说：“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⑩。如果说其早期的新民理论主要针对的是国民性的改造，趣味学说则显然拥有了更为深沉的哲学意蕴与更为宽广的人文情怀，它不仅指向对国民人性的改造与提升，更指向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精神(情感与人格)生命的养成，指向整个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及其个体精神自由。也正因此，在当时兀显高蹈的理想学说，在今天却呈现出某种切实而重要的意义，对于当下的种种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技术主义、游世主义等生活思潮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讲求实用、追逐欲望、膨胀自我、消解意义等价值导向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和深蕴的内在张力。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初创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实境遇、从人类的共同命运与终极理想出发，在对中西古今文化为我所用的传承化合中对美与审美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独到的阐释，从而也在方法论上给我们提供了启迪。在梁启超的时代，面对西方文化，全盘西化者有之，盲目排外者有之，而与这两种倾向比之，梁启超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则表现出一种更为清醒而辩证的姿态。他的文化建设“三论”和“四步走”策略，具体体现了其对民族新文化创构中中西交融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古今交替(转换)与当代性的关系问题的某些深刻思考与远见卓识。所谓“三论”，即文化“结婚论”、文化“化(冶)合论”与文化“系统论”。所谓“四步走”，即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用西方方法去研究西方文化，综合补充化构民族文化新系统，将这个新文化系统往外扩充使全人类获益。相对于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常常顾此失彼的状况，梁启超建设民族新文化的态度与立场很值得我们思考。当然，梁启超自身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中西化合中，早期更重西，后期则对民族文化的价值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我以为，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实际状况言，他给后人提供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如何在中与西、古与今的化合中，积极寻找富有民族特色、现实指向与人类情怀的解决审美与人生问题的方法与答案。而他的美学探索的历程，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不断思考与前进的历程，是一个不断地想超越自我和走向完美的历程。当然，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最终也并非完美。作为先驱者，他有时代的局限；作为理论家，他有个体的局限。但是，他的美学思想以大执著、大情怀卓显了一个美学家的真性情、真人格，由此，梁启超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值得不断发掘与深入探索的库藏。
（原载《文艺争鸣》200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