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这位19世纪英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及社会活动家，改变了逻辑研究的发展方向，打开了逻辑通向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的道路，即以超越逻辑传统的方式，将思想的活力注入其逻辑体系中，使富有思想关怀的逻辑融入人的自我意识及社会发展中，用以涵养人的理性自觉，提升社会生活的精神品质。因而被盛赞为“自从穆勒去世后过去的五十年中，还没有出现一位学者，对同代人思想的影响有像他那样深远。”(穆勒，第4页)穆勒的逻辑思想集中体现在《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这部名著中，同时，他的《自传》为其逻辑思想的成因及其价值指向进行了必要的诠释，凸显穆勒所秉持的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相融通的逻辑旨趣，并试图通过逻辑精神提升人们的智识，进而推进社会发展。要深入理解穆勒逻辑独特的思想体系，就要还原其时代特征、洞察其历史语境，进而探究他对逻辑的理解与超越，使其当代价值得以呈现。
一、为摆脱精神危机寻求思想方法基础
穆勒《逻辑体系》成书之际，正值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发生重大变化的英国工业革命完成时期，在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穆勒敏锐地观察到，虽然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但人们的精神文化存在感却出现缺失，信念淡薄、智力麻木，表现出行为习惯的日趋卑贱、高尚情操的日渐缺乏，甚至以嘲弄的态度贬低高尚行为等，这种精神危机给穆勒本人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作为社会改革的倡导者，穆勒在对英国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思考、寻求解决路径时，注意到精神危机的严重性和文化重建的迫切性，并发现有效的思想方法与摆脱精神危机之间具有密切的因果关系，他试图将逻辑方法作为思想方法的基础，从思想方法的分析入手，确立解决精神危机的前提问题。在穆勒看来，英国出现的这场精神危机，表现为工业产品丰富与精神产品匮乏之间的矛盾，即精神文化滞后，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社会转型期人们在思想上出现批判和否定意识的必然反映，也是人们失去旧有信念但又尚未建立起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的新信念的必然结果。穆勒开始关注从思想方法上研究道德、信念等人类社会生活根本问题的辨谬与论证方式，使思想能够生产更多的优质精神产品，激发文化的凝聚力，充分发挥精神文化建设在摆脱精神危机中的作用。为此，他强调通过对个体思想方法的培养与完善，以理性的方式确立信念，并使其成为社会理想融入人们的普遍情操中，让思想的自由更具有科学性，进而引领公共生活获得精神力量，促进个体与社会共同进步。他称自己的这些思考是“思想方法明确进步的转折点”。(穆勒，第101页)面对情绪沮丧、精神麻木、道德沦丧、信心衰微的社会现实，穆勒视逻辑为思想方法的基础，发挥逻辑在精神文化重建中的理性选择与整合作用，以此推进社会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
鸿篇巨制的《逻辑体系》内蕴强烈的科学精神与反思意识，被穆勒自称是当时迫切需要的理论。穆勒研究逻辑学，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一门知识，而是与他对英国社会未来发展命运的思考密切关联。他将逻辑所特有的科学方法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体现了对人的自由、幸福和责任等问题的现实关注。他曾说：“我最强烈的感情就是热情为人类谋福利，当然还夹杂其他种种思想情绪。但是在我生活的那个阶段，我的热情主要还集中在理论性见解上……接受的是与感情相反的锻炼——逻辑与分析。”(同上，第68-69页)穆勒在理论研究中，十分重视“自由”和“责任”的基本要义，并以逻辑的方式为其辩护，倡导在批判反思中，建构具有普遍性、权威性的新信念。正是基于此，他认为，幸福感的获得是与对利益的尊重相关的，要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要他们相信事实证据，懂得什么是他们的真正利益，一旦他们懂得真正利益所在，我们认为，他们必定会通过交流思想的工具，尊重彼此的利益。”(同上，第69页)显然，穆勒将利益受到尊重作为获得幸福感的前提，而利益受到尊重又是建立在对事实进行逻辑论证的基础上，逻辑为思想的有效交流提供科学方法。
身处社会变迁时期的穆勒，为英国社会改革探寻思想方法的逻辑基础。在摆脱精神危机困扰的过程中，穆勒将变革社会作为生活目标，并视此目标为自己的幸福所在，由此焕发出思想的热情，形成了重建思想的新方法，即关注逻辑在意见表达、思想交流中的论证与辨谬等对澄明思想的作用，在此基础展开逻辑理论研究，这决定了他的逻辑思想与其政治、经济、文化等观念的密切关系，进而表现出穆勒逻辑思想与其哲学、政治和经济所关切的人类自由与幸福具有一致性。《逻辑体系》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著，突出反映了穆勒对亚里士多德传统逻辑和培根归纳逻辑的超越意识，即对希腊理性主义精神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展开了一次深刻反思，并改变了逻辑的价值取向。他早年就开始接触《工具论》，可谓深谙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理论，同时，他也熟知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论》所构设的归纳逻辑方法，在继承和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的逻辑观念。亚里士多德逻辑，重点呈现的是三段论这种演绎推理及其规则，而有关“词项”的问题没有得到详细研究；培根批判亚里士多德演绎逻辑，以实验科学基础上的归纳法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反对忽视理性的经验，他虽然注意到语言对理解力的影响，但未对语言问题系统分析。后来是霍布斯有关理想语言的观点，启发穆勒从逻辑视角展开对语言相关问题的研究。他在与人讨论问题时，注意将名辞间的区别和命题的意义等问题记录下来，试图从逻辑理论上弄清。他将演绎推理视为推理，而在讨论归纳问题时，将其作为一种方法。在他看来，进行演绎推理时，必须先弄清前提，而归纳法主要是从结果找出原因的方法，可以通过个别事例得出一般性结论，这种前提是无法通过作为演绎推理的三段论来获得的，而是只能通过实验找出原因用以分析。穆勒发现用最具体的实例研究抽象的原理是有效的，他还设想将力学中“力的合成”用于思想的研究，即当思想应用“力的合成”原理时，能给思想带来哪些变化。他认为，对于演绎法的使用，要恰当地选择，将自然哲学的演绎法与纯几何演绎法进行区分，这也成为他《逻辑体系》最后一卷《精神科学的逻辑学》的基础，至此，他的逻辑思想与其政治信念相关的新见解更加明确了。
二、为清晰论证思想提供有效方法
穆勒强调人的思想只有通过充分论证、清晰表达才能有效交流，进而使公众利益在受到尊重的前提下得以实现，他指出：“一般观念中这种清晰性的缺失或者像另一种称呼所称的含糊性，可能或者是由于我们对对象本身没有准确的认识”。(Mill，p.658)即在穆勒看来，表达的不清晰，是思想本身不清晰所产生的结果。《逻辑体系》融入了英国实验科学的思想成果及对社会发展的现实关切，它的问世是穆勒为英国精神文化重建寻求有效思想方法的大胆探索，也是穆勒将说理求真的逻辑方法引入思想任务中的有效尝试，穆勒以逻辑这种特殊的方式关注思想的有效性。在他那里，逻辑有着两个相辅相成的维度：一是作为科学的逻辑，它涉及一般的思想，是我们进行实际推理的方法；二是作为艺术的逻辑，它关乎特定思想的有效性，引导人们根据规则进行正确推理。(cf.Zappen，pp.191-200)穆勒将逻辑作为科学方法的科学，运用于人们的思想活动中，开辟了逻辑方法以思想表达有效为目的的研究路向。在《逻辑体系》中，充分体现出逻辑分析及其法则与实证经验的密切联系，并为探求推论的科学原因提供依据，这也反映了穆勒将逻辑的科学性作为思想方法基础的要求所在。而作为技艺，逻辑则为思想的清晰性服务，包括由思想的最小单位“名称”的清晰性，到命题的构造与论证的充分性。正如穆勒所指出的那样，在推理和思想活动中，只要以分析为基础，逻辑就会通过“制定规则或准则，用于检验论据对论题的证明”。(Mill，p.12)在穆勒看来，公共生活涉及公众的利益诉求，尤其需要思想表达的有效性，即借助逻辑使思想表达更有说服力，包括意见表达的清晰性、说理的充分性和思想论证的严谨性，将逻辑的内在精神通过公共话语的交流得以体现。穆勒的这种逻辑观，得到了殷海光先生的高度评价，他十分赞赏穆勒所强调的对任何道理都要进行辩论的主张，以及穆勒视言论自由为“增进人类心灵上的福祉。而人类心灵上的福祉是人类其他一切福祉之所本”。(殷海光，第54页)在殷海光看来，这里所谓的言论自由，是一种语言行为的内在自由，即当语言在说理论证等思想表达中，能自觉遵守逻辑的规律规则，就是在言论上获得了一种自由。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学说体系，就重视有效推理、充分论证的规则，以合乎逻辑的说理方法来表达意见、交流思想，陈述对生活的见解，使逻辑所具有的理性规约成为社会生活中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涵养人们的公共意识，让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在相互关联的状态下获得存在的意义，通过逻辑的思想力量，呈现人类追求幸福的美好理想，让公民在实现公共生活目标的过程中，有思想方法的遵循，得到应有的尊重。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孕育于古希腊的哲学、文化、数学及其实践领域，在对宇宙万物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关注到思想之间存在着必然性联系；在人们思想交锋时，注意到说理论证方法的重要性；当运用数学方法能将一系列证明有规律地排列起来，人们体察到求知活动中的规则意识。也正是在思维实践的迫切需要下，逻辑学说被亚里士多德创立。穆勒将前人逻辑思想中所具有的演绎、归纳等论证方法进行了比较、互补与完善，并对归纳法的或然性结论进行分析，揭示其前提与结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使其成为增强思想有效性的逻辑方法。
穆勒继承并发展了古希腊逻辑的这种价值指向，将逻辑思想与英国政治历史与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相契合，对英国的社会观念变革和思维方式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同人们对他的《自传》虽抱怨其没有传记文学特点但又不能不将其视为19世纪知识分子历史中头等重要的文献，所表达的为公众利益献身的精神是英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参见穆勒，第1-2页)如果说柏拉图将理想社会作为一种崇高生活的话，那么穆勒则希望对于这个美好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以理性的方式去追求幸福，他将逻辑的规则意识运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引导人们尊重规则、亲近规则、接纳规则。在穆勒看来，人的尊严与理性密切相关，以理性的力量震撼精神世界，以生命的存在方式为基础，以自由和幸福为目标。他的逻辑思想最关心的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种关心导致他用冷静的头脑讨论经济问题和检验他的逻辑基础”。(穆勒，第5页)在19世纪英国社会转型期，“对于变革，除了达尔文外，他比任何其他思想家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同上)穆勒重视研究归纳法是为演绎推理寻找前提，他对演绎推理的前提要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在他看来，归纳法主要是从结果找出原因。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学体系是建立在古希腊几何学的基础上，那么，穆勒的逻辑思想则反映了西方近代实验科学所取得的新成果，二者都内蕴了时代所赋予的科学精神。如果分析穆勒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之间的有别之处的话，不难发现，穆勒逻辑更重视逻辑论证在人类追求自由活动中的作用，他在《论自由》中曾指出：“个人的自由必须约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但是如果他戒免了在涉及他人的事情上有碍于他人，而仅仅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上依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断而行动，那么，凡是足以说明意见应有自由的理由，也同样足以证明他应当得到允许在其自己的牺牲之下将其意见付诸实践而不遭到妨害。”(密尔，第66页)
三、为突破思想的有限性拓宽逻辑进路
穆勒逻辑思想具有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相融通的鲜明特征，他在构建逻辑体系的过程中，在对传统逻辑方法反思的基础上，从解决人们心智活动的有效方法入手，解决逻辑的技术性问题，进而探究知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将逻辑作为人类智识活动的科学来研究。同时，穆勒还关注逻辑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运用，为了实现逻辑方法运用于公共政策，他强调逻辑方法作为保障每个成员经济与政治权益、人身与精神自由的必要条件。穆勒讨论了逻辑的内涵及其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和目的，将逻辑界定为一种证明的方法，继而研究谓项的特性及其所指。他还分析了以传统三段论为代表的演绎推论，并讨论了归纳方法始于对事物要素的分析，阐释了用于假设、论证、谬误等检验的逻辑，指出人性受制于由逻辑揭示的可促进幸福的科学原理。这些问题的研究，触及到何以通过逻辑来寻求解决思想局限性的有效方法。
与当时的直觉哲学学派不同，穆勒以经验联想及归纳推理的方式，直面人心所向的社会问题，采取对既成事实的看似必要性和不可改变性提出疑问的思想范式来推进社会改革。在这个过程中，穆勒试图借助已有的经验，通过逻辑的推演，进行理性的审查，以打开思想的疆界，将逻辑精神引领下的内在自我培养，作为个体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他曾说，自己“思想上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我第一次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的条件之一。”(穆勒，第88页)他的《逻辑体系》中的《精神科学的逻辑》的核心内容就是在他研究归纳法时打下的思想基础，并体现出与他的政治信念有关的一些新见解。在他看来，既要解决理论上的逻辑前提的论证问题，也要将论证方法运用于人的自身发展与社会关系的推论中。如果说他对亚里士多德逻辑持审视态度的话，那么他将重点放在对演绎推理前提何以成立的追问上，他不停留在预设的前提面前，而是对前提的合逻辑性进行论证，显然，他用逻辑的方法突破已有前提的思想束缚，以寻根问底的方式求真。在他看来，要依据前提进行推理，就首先要通过论证来获取前提，归纳法有助于从结果找出原因，可通过个别事物导致一般化结论，追溯其存在的原因。被他称为“试验”而不是经验、实验的归纳逻辑论证方法，包含着英国实验科学方法与穆勒对社会与个人发展的人文关怀。正因如此，穆勒的归纳论证重视对经验的概括，但不是简单的得出结论，而是在已有经验与推出结论之间找出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他的“试验”归纳论证方法以超越现存经验的方式，对未知事实进行具有一般意义的推断，进而具有打开思想禁锢的作用。
穆勒基于因果关系的概念来定义不同类型的归纳，体现归纳的目的是为了找寻导致结果的原因。他继承实验科学的归纳传统但不摒弃演绎逻辑，且有对归纳法的严谨而系统的解释以及对演绎与归纳关系的深刻理解。穆勒将其逻辑用于反驳以直觉、先验的方式获得认识的观念，强调任何知识都来自于经验，不能逃避理性的审查，否则所获得的认识都只能是偏见。在穆勒看来，他的《逻辑体系》能取得巨大成功，是其引发了对思辨自由的重视，为英国社会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突破思想局限性的智识支持。穆勒在对归纳法的研究过程中，注意到合理地使用概念，并力图将归纳法整理为严密的法则和科学试验的模式，使其具有三段论推理的特点，既不是运用一般的推理得出结论，也不是使用特殊的经验来推出结论，“而是以特殊经验来校核以得出一般性结论，然后断定此结论是否符合已知的一般原理，并加以证实”。(穆勒，第125页)这种在演绎与归纳之间进行融合的尝试，表明穆勒对演绎方法的严谨性的重视，同时又将归纳所得出的或然性结论进行原因分析，使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不断增强可靠性，以推论的方式突破思想的局限性，实现可预期性，这正是他研究归纳法的独到之处，也是他唤醒人们摆脱僵化思想的诉求。
在穆勒看来，思想的局限性是由于思想方法选择的错误带来的，为了使逻辑在解决思想方法有限性方面发挥作用，他主张动态、开放的推理方法有助于突破人们思想的局限性。穆勒指出：“我们关于特殊事例的知识，可使我们有能力预测未来，也可使我们言判现在和历史”。(Mill，p.910)他如此重视逻辑方法对人们心智活动的影响，触及到主体认知、信念、信仰等认知逻辑问题，其科学精神贯穿于逻辑体系中。从物质文化的满足向精神文化重构的转型，更应重视公共生活秩序的确立，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营造公平与正义的社会氛围。穆勒根据英国社会复杂多样的现实发展需要，帮助人们从思想重建的维度探寻自由与幸福的路径及方法，寻求改变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有效方式。所以，他被称赞为“提高了与他同时代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同代人中没有其他人能做到的”。(穆勒，第8页)显然，穆勒试图构建一个合乎人类自由本性的逻辑体系，融通科学与人文的逻辑，具有社会功能、文化特性、实践价值的逻辑。
穆勒将逻辑的思想价值引入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中，体现其逻辑所特有的思想内涵：将逻辑理性作为摆脱精神危机的思想基础，用逻辑方法增强思想论证的清晰性，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逻辑推论打开思想的局限性，实现由逻辑方法向逻辑精神的转化，由逻辑精神向精神文化的转化。穆勒不止于对逻辑基本问题的探究，而是将对逻辑观念的阐释、对逻辑问题的分析、对逻辑价值的反思同思想的引领作用结合起来，使逻辑成为人的自觉意识与行为习惯的构成要素，为精神文化重建提供思想方法基础，这无疑为当代逻辑的发展走向开显出思想路径，也为社会转型期激发思想的活力而发挥逻辑应有的作用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密尔，1959年：《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
[2]穆勒，1987年：《约翰·穆勒自传》，吴良健、吴衡康译，商务印书馆。
[3]殷海光，2004年：《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
[4]Mill,J.S.,1974,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原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