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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莉娜】论金岳霖逻辑方法的跨界性特征——兼论金岳霖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变革的理论贡献

  金岳霖作为系统引进西方现代逻辑的第一人,最早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体系的研究和建构过程之中。他从批判传统逻辑入手,运用西方数理逻辑成果,探究演绎推理的形式化系统,构建以“道”为最高范畴的中国现代逻辑体系,论证逻辑系统的完全性、一致性和独立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跨界性逻辑方法论。他的逻辑方法形成于对中国近代文化革新、哲学变革的回应和对西方现代逻辑的吸纳,既体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民族情结,又表现了对西方文化的理性借鉴,具有贯通中西而又超越、创新的特质。 

  一、         力促逻辑分析与中国哲学的融合 

  逻辑学对中国学术思想产生明显的影响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对此作出巨大贡献的是严复。严复将逻辑学视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遂使逻辑学受到学人的普遍重视,在中国风靡一时。西方逻辑学的传入,将逻辑意识、逻辑观念带入中国哲学的视野,越发暴露出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含混、思维对象不清晰、命题与推论具有武断性等缺乏逻辑方法论的不足。从20世纪初以来,西方逻辑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现代逻辑分析方法的形成与应用,给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面对西方现代逻辑方法在哲学中作用的不断凸显和中国文化革新、哲学变革的迫切要求,如何转换哲学研究视角,掌握和运用现代逻辑分析方法,使传统哲学中那些模糊不清的概念明晰化,使矛盾的命题和无意义的问题得以清理,使思想表达清晰、连贯,从而精确、具体地把握概念和命题的意义,有效进行推理、论证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金岳霖先生以其深厚的逻辑与哲学修养,自觉承担了历史的重任,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他将逻辑分析方法作为批评哲学范畴、反思哲学体系的工具。他认为传统哲学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不够严谨,甚至以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非理性方法主观臆断,盲从权威,表现出中国哲学中逻辑意识及方法的薄弱、匮乏。他强调指出:“我们仅仅是想说明,哲学主要与论证有关……而且如果哲学主要与论证有关,那么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大量的见识令人神往,健全的实在感觉在今天大概比丰富的想象更有说服力。但是无论如何,严格的推理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哲学家受到批评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发展这些思想的方式,许多哲学体系都是由于触到逻辑这块礁石而毁灭的。”(金岳霖, 2000,261)在金岳霖看来,经验事实固然重要,但不能替代有效的逻辑推理;传统哲学追求无所不包的整体性真理体系,缺少逻辑分析论证方法,这是其体系难逃厄运的原因所在。 

  其次,他将逻辑分析方法作为澄清哲学概念、重建哲学体系的工具。他认为完善的逻辑技术既能破除哲学体系中的弊端,又能帮助哲学进行严密的推理、有力的论证,尤其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可对哲学概念、命题及其意义进行严格的分析,使哲学体系得以确立。他曾说过:“逻辑怎么帮助哲学呢?逻辑技术的完善是对哲学批评的帮助。通过严格的逻辑分析,可以彻底澄清或清除含混、模糊或无意义的思想。……首先将一个命题分为其词项,看它们是不是清晰明确,就是说,看它们是否有确切的意义。然后再把它们重新组成原来的命题,看它们是否有意义。”(金岳霖, 2002,290)金岳霖以命题作为逻辑分析的切入点,深入到作为命题内在结构要素的词项进行分析,再对由意义清晰的词项还原而成的命题进一步确认,直至形成新的、意义确切的命题;在如此细致分析的基础上,达到前提意义明确、结论推导有效、体系论证严密的目的。 

  再次,他将逻辑分析方法作为论证哲学命题的工具。任何哲学体系都离不开具体的命题。在金岳霖那里,逻辑分析需以逻辑规则为依据,这样才能排除那些矛盾的、无意义的哲学命题。正确的哲学命题离不开严格的逻辑论证。他说:“逻辑一旦被相信,就是哲学中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逻辑是证明一些正确的基本命题的工具,通过采用逻辑规则,这些命题可以成为不容置疑的。”(同上,289)显然,逻辑分析与传统哲学的经验罗列是大相径庭的。在金岳霖看来,逻辑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有力的手段、技术,能使哲学摆脱繁杂的、含混的语言束缚,使问题的讨论精细、确切。他指出哲学的进步“是由于表达工具有了改进,思路得以分明的技术发达了,这是不容忽视的”(同上,48)。他在这里强调,随着逻辑技术的不断完善,尤其是逻辑分析方法的有效运用,哲学思想的表达就会更加明晰。他受西方分析哲学的影响,寄希望于借助逻辑分析方法实现中国哲学的变革,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金岳霖那里,重建哲学体系所运用的方法是西方的,而其所使用的概念却是中国的。他强调指出,逻辑的目的是为了对基本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他对逻辑分析方法的明确认识及熟练运用,无疑打开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的通道。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更新、完善,都不可能在封闭中孤立地进行,中国哲学也不例外:它只有融入到世界文明的发展轨迹中,大力吸收和容纳其他民族的文化,才能获得话语权,具有世界性。金岳霖为此作出了富有创新意义的探索。在他那里,中国哲学既未割断与传统的关系,又被赋予了新的方法论意义。运用西方逻辑方法分析、重构中国哲学,提升中国哲学的内涵,把中国哲学引入到关注世界哲学、也被世界哲学所关注的潮流之中,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是他为中国哲学作出的巨大贡献。 

  金岳霖将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道”作为最高范畴,构造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这一方面寄托着他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也承载着他变革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让西方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的美好理想。他的“道”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过程,作为事物发展变化的总过程、总规律,由“式”和“能”有机结合而成,其中,“式”是“析取地无所不包的可能”(金岳霖, 2005,4),是必然的,具有无二、无内外、无始终、常静等特性;“能”相当于名词的名,且与普通名词的名不同,不能由名而得实,而是具有潜在性、实质性、活动性、出入性、不一性等。显然,这里使用的概念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但其论证方式却是西方现代逻辑方法的展开。他所理解的“逻辑就是研究式的学问,或研究必然的学问”(同上,70),这是用西方逻辑意识补充、丰富、完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必然结果。他将西方逻辑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以清晰的内涵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其意义已远远超过对西方逻辑技术的掌握和运用本身。 

  二、         倡导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会通 

  近代启蒙思想家们在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试图以此作为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实现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科学基础。不过,当时的中国哲学还缺乏自然科学视野和现代逻辑意识,尚未熟练地掌握有效的逻辑方法。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分析哲学,这是数学方法与现代逻辑方法有机结合并运用于哲学分析的产物,开辟了现代哲学发展的新路径。随着西方分析哲学的兴起,融数学方法于哲学分析中,使语言具有了清晰性、精确性,数学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同样在哲学研究中得到充分展示。源于近代自然科学中的分析方法,经弗雷格等逻辑学家的加工改造,成为哲学分析的逻辑工具,在罗素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在西方逻辑分析方法的启发下,人们似乎找到了一种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来清理、更新中国传统文化中陈旧、落后意识的有效工具,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冯友兰,282)是的,这种方法远比西方哲学中那些现成结论更重要,它吸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从对哲学语言的表达分析入手,追求思想的确定性,使之更加明确,这恰好是重建中国哲学体系所必需的。因此,逻辑分析方法在当时成为科学精神的体现。 

  金岳霖对科学精神与逻辑方法的结合十分赞赏。一方面,他认为现代逻辑的形式化、数学化,反映出自然科学方法的特征。他说:“逻辑体现了大量的纯科学方法。不仅科学认识,而且科学程序都能够以数学方式表达。由于数学与逻辑的结合,许多过去一度专门是科学的东西或专门是逻辑的东西,今天已无法由一条清晰和鲜明的分界线分开。通过使用符号达到了更高的综合,因此正像罗素告诉我们的那样,很难说数学在哪里开始,或逻辑在哪里结束。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理由一直批评符号逻辑,但是无论这些可能会怎样,至少可以声称符号逻辑有一种优越性:它能够比传统逻辑的范围更大。一方面它允许更大的概括,另一方面,它可以化减到很少几个初始思想。它是前所未有的封闭系统,也许它十分深奥、技术性很强,以致问津者极少,它不再是一些肤浅的哲学家手中简单的玩物,它成为严肃的哲学批评和构造的空前可靠的工具。”(金岳霖, 2000,276)金岳霖重视数学与逻辑的结合,强调借助数学手段,运用形式化语言为哲学提供语言分析的有力工具,主张将吸收数学方法发展而来的现代逻辑技术运用于哲学的阐释中,实现自然科学与哲学的沟通、互补,最终构造科学的哲学体系。 

  另一方面,他还认为,自然科学的发明、创造活动同样离不开逻辑的方法。他说:“科学本身是合逻辑的,这也是真的。几乎不需要证实,科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化身,它也不像人们常常声称的那样,仅仅是经验知识。”(同上,275)显然,在自然科学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越来越显示出逻辑方法在科学认识活动中重要的基础地位。现代逻辑方法体现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进步,又为自然科学有序的、严密的推论提供必要的手段,自然科学“似乎含着秩序、组织和系统化。它不仅是它所包含的东西,还包括使它的内容相互联系起来的方法。事实上,科学成功的荣誉主要应归于它的方法论。但是科学方法意谓十分严格的程序,而这个程序仍然是逻辑的,尽管它不仅仅是三段论”(同上,275-276)。可见,逻辑作为推理、论证的方法,是自然科学发明、创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帮助自然科学作出推断,获得对未知领域的认识。同时,逻辑方法在与自然科学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中又不断得到完善,进而更加广泛地作用于哲学及其他生活领域,正如金岳霖所指出的那样:“逻辑对生活、认识和哲学是必不可少的,大概对其他一些这里无需列举的事物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要最容易地生活,无过于我们要进行哲学研究,如果我们要认识我们所在的世界,我们就必须有逻辑。”(同上,280)他将逻辑的地位提到如此高度,这与罗素的思想一脉相承,同时也反映出金岳霖视逻辑方法为自然科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将逻辑方法运用于哲学分析之中,就实现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相通。 

  此外,金岳霖通过比较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导致了逻辑分析工具的缺失,进而出现中国哲学认识论意识不明确、不发达的局面。他发现,科学在西方与希腊思维传统有密切关系,科学的发达一部分原因要归于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希腊人思维的数学模式所体现出来的理智文化,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思维工具;同时,科学又促进了逻辑意识和认识论意识的增强。逻辑的“归谬法本身就是一种理智手段。这条原理推动了逻辑的早期发展,一方面给早期的科学提供了工具,另一方面使希腊哲学得到了那种使后世思想家羡慕不已的惊人明确。如果说这种逻辑、认识论意识的发达是科学在欧洲出现的一部分原因,那么这种意识不发达也就是科学在中国不出现的一部分原因”(金岳霖, 1990,353-354)。在金岳霖的逻辑思想中,逻辑与自然科学密不可分:在自然科学中打造成的逻辑工具,运用于对中国哲学的分析,才使中国哲学的重建成为可能。不难看出,在金岳霖那里,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会通是借助逻辑方法这一重要环节来实现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许是他推崇逻辑分析方法的又一方面意义所在。 

  三、         追求生活世界与可能世界的和谐 

  金岳霖以逻辑分析为基本工具建构哲学体系,试图用有限的语言表达出无限的可能世界,使逻辑的必然性与感觉的现实性在逻辑论证中实现统一。他主张“探讨逻辑与哲学、生活以及对我们所处世界的认识的关系”,“提出逻辑在所有上述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并且看一看根据什么标准证明我们对逻辑的信赖是正确的”(同上,437),这些都体现在他的哲学体系的构造过程中。在他那里,生活世界属于满足人的认识、愿望、感情或情绪的范围,可能世界属于逻辑推论的范围。生活世界是现实的可能世界,是可能世界的组成部分,此外,可能世界还包括一切可以想象、可能推导其存在的对象。他对逻辑在可能世界与生活世界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随着对可能世界的深入探讨,逻辑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他以强有力的逻辑论证阐述生活世界与可能世界的和谐统一,指出:“如果世界是混乱的,我们就必须制造某种秩序,以此我们可以生活得和谐。如果世界是和谐的,我们就必须发现这种和谐是什么。在各种情况下,问题可能相互不同,但是实际结果大致相同。……在我们与世界打交道时,无论我们考虑什么,遵循阻力最小的方向只能是遵循自然界或人类思想中蕴含的某种确切的关系,就是说,遵循逻辑。我们这里不是考虑逻辑是自然界规律还是人类思维规律的问题,逻辑可以二者都不是,也可以二者都是;我们要指出的是,没有逻辑,我们的生活十分沉重,以致几乎是不可能的。”(金岳霖, 2000,266)不难看出,金岳霖提倡以逻辑来规范人的思维活动,将遵循逻辑作为可能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和谐秩序的重要保障。他还寄希望于可能世界中的逻辑推理、论证能成为生活世界中所遵循的准则,认为它们如果得到生活世界的接受、认同,就会实现可能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和谐发展。他对此作出了如下描述:“如果逻辑对我们所在的世界做出某种反应,那么它仅仅表明那种能够使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可理解的整体的方式。”(同上,290)在金岳霖看来,逻辑对生活世界的作用就是构造一个严密的、形式化的演绎系统,使思维活动之间具有必然性联系。为说明这一点,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认识若要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用的,那么与已知的世界相比,它就必须是更静止的。……无论哪种方式,认识都不能逃避逻辑;它可能包含不同的逻辑种类或不同的逻辑系统,但是没有某种逻辑或某个逻辑系统,认识就不能发展。”(同上,280)他所讲的“静止”,是抽象的、形式化的逻辑系统的存在方式,是可以明晰概念、命题意义的逻辑分析方法,来自可能世界,又用于生活世界。 

  可能世界的概念来源于莱布尼茨,他认为可能思想比现实思想更基本:可能世界的基本特性是它的无矛盾性,现实世界也是可能世界的一种,是实现了的可能世界。与此相反,康德则认为现实的东西比可能的东西更基本:一种东西相对于另一种东西才有可能性,可能的东西是存在的东西在思想上的重组。这两种不同见解在金岳霖那里得到沟通,在他看来,逻辑的世界是穷尽了一切可能的世界,是一切可以想象的世界,是遵守逻辑的、无矛盾的世界:“任何世界,即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只要是我们能够想象与思议的,都不能不遵守逻辑。……我们要知道思议底范围就是逻辑,思议底限制是矛盾,只有矛盾的才是不可思议的。这当然就是说只有反逻辑的才是不可思议的,而可以思议的总是遵守逻辑的。”(金岳霖, 2005,3)显然,可能世界作为一切可想象的、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即逻辑的空间,它要求人脑在对已有的信息素材进行再现、加工和重构等思维活动时,必须遵守逻辑的要求,并以此外推到生活世界中,形成新的无矛盾的思维领域,这样,可能世界与生活世界就在逻辑的规范中由对立走向了统一。 

  金岳霖的逻辑方法既有体系的严密性,又有思想的包容性。他将生活世界与可能世界的和谐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以此提升逻辑方法的内在价值,他说:“实在在展开的过程中是要遵循和谐的原则的。和谐这一意念是从日常生活中借用来的,即从不同的道路出发最终却达到同一的或不同的目标。……如果我们记得只要我们关心的是有质料的式,而质料必然是同一的,那么可能现实的和谐必然要导致具体化。”(金岳霖, 2000,113)他进一步阐释了可能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和谐,就是要坚持一致性原则,即在具体思维活动中排除逻辑上的矛盾:“具体是和谐原则的最基本的内容,作为最基本的内容,这一原则也是一致原则的基础。我们非常熟悉这样的一个平凡道理即意念之间必须是一致的。不管一致有什么样的含义,这一道理并不能使前后不一致的意念在思想过程中消除。它所能做的只是宣判有不一致的意念出现的思想结构是无效的。不一致意念的出现必须被看作是无效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思想结构将不能反映可能实在的图案。终极的基础是具体的实在,是和谐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一致只不过意味着排除矛盾”。(同上,114)如果说现代西方逻辑分析方法偏重对思想结构的分解,排斥情感的因素、感觉经验的因素,追求精细、确定的话,那么,在金岳霖的思想体系中,“能”不可用言语直接表达,但却可在有推论有想象的经验中把握住,这体现出理智与情感、理性与经验的统一与超越:生活世界与可能世界在逻辑的标准中达到契合。 

  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思想家们的理论贡献各有千秋。以往学界更多关注的是现代新儒家,而论及金岳霖逻辑的文字较少。事实上,金岳霖的跨界性逻辑方法具有鲜明的超越性、创新性:他在引入逻辑分析方法、改变中国哲学思维缺乏逻辑形式系统的同时,以融通中外文化的手段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充满现代逻辑意识的和谐、开放的中国哲学体系,并将其带入世界文化的视域中。因此,要想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变革有全面的把握,不能不对这种跨界性逻辑方法有深入的了解,这正是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冯友兰, 1996:《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金岳霖, 1990:《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金岳霖, 2000:《金岳霖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金岳霖, 2005:《论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